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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社与国粹派学术文化运思的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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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7卷第1期 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Vo1.37.No.1 2011年1月 J.of Xuzhou Normal Uni.(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Jan..20l1 南社与国粹派学术文化运思的共性 孙之梅 (山东大学文学院,山东济南250100) [关键词] 国粹派;南社;黄节;马叙伦;陆绍明;新史学;史学写作 [摘要] 国粹学派的核心组织国学保存会和南社是2O世纪初先后成立的两个文化文学团体,它们的 学术思想和文化运思有很深的联系。因此,国学保存会的骨干成员与后来成立的南社有盘根错节的关系,其 中的部分成员顺理成章也加入了南社。从研究南社的角度考量,其成员在国学保存会中具有发凡起例,纲举 目张的作用;从国粹派的角度考量,这些国学保存会的成员又是文学的生力军。其中最突出的是黄节。 黄节既是国学保存会的发起人,也是南社的发起人,他在国学保存会的经济、文化理论研究等方面起了举足 轻重的作用,而在南社,他的诗作独树一帜,是坚守学宋的代表作家。马叙伦、陆绍明等同属于两个文化团 体,在国学保存会中,他们于世纪之交建立“新史学”的思潮中,以他们的史学评论代表了国粹学派的史学思 想;黄节、陈去病、庞檗子等人的史学写作也代表了国粹学派的史学实绩。由此可观察他们在学术转型期和 资产阶级中的作为。 [中图分类号] I207.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6425(2011)01-0035--07 南社与国学保存会都是在中国教育会影响下 国学保存会是一文化实体,它下设《政艺通 成立的有鲜明政治色彩的文化团体,它们分别以 报》《国粹学报》两个杂志社、印刷所和藏书楼。 文学和学术作为派反清政治目标的文化 它既非行为,也无团体赞助,经费就成了文化 支援。从中国教育会一国学保存会一南社,正是 行为赖以实现的前提。《国粹学报》第一期《略 南社在成立前由政治宣传而寻求学术上的支援、 例》后云:“创办人筹足三年资本。”马以君《黄节 由学术而文学所经历的路程。在中国教育会期 诗集》附录“黄节年谱”(“1905年”条)说黄节“不 间,是南社人物确立政治立场的时期;国学保存会 顾亲友反对,毅然将祖业变卖”,与邓实等人创立 和《国粹学报》的前期,则是南社人物从经史中发 “国学保存会”,设立藏书楼,捐出所购明清间禁 抉政治信念与反清根据的时期;而南社的成 书数千种,陆续编印《风雨楼丛书》和《古学汇 立,则标志着他们在诗坛“大建军之旗”。因 刊》。由此可知,国学保存会的“三年资本”,相当 此南社与国粹派之于资产阶级派,犹如一车 一部分是黄节毁家纾难拿出来的,而且还把在 两轮,它们合则双美,分则两伤。共同的信念、共 “残民遗献复活”的背景下购买的明清之际的禁 同的历史使命使南社与国粹派有着天然的联系。 书捐予国学保存会。 本文专论身兼两个文化团体的成员对国粹派的贡 黄节不仅是国学保存会的主要投资者,更重 献,以期观察他们在学术转型期和资产阶级 要的还是国粹派理论的建构者。“国粹”一词舶 中的作为。 自于日本。日本的国粹主义思潮激于19世纪明 治中期的全面欧化而产生。它一开始就以民族主 一、黄节对国粹派的特殊贡献 义为理论基础,以“民族性”、“民族精神”与欧化 黄节是南社的发起人之一,也是国学保存会 主义者相抗衡。近代中国在洞开国门后,西化经 的发起人和领袖,他在国学保存会以及国粹派中 历了由艺一政一文化的过程。戊戌后,文化的西 的作用是举足轻重的。 化全面铺开。“尊西人若帝天,视西籍如神圣”是 [收稿日期]2010 ̄9・l1 [作者简介]孙之梅,女,山西太原人,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文化界普遍的文化心态。许守微日:“今之见晓 识时之士,谋所以救中夏之道,莫不同声而出于一 途,曰欧化也。”l1 甚至“稍稍耳新学之语”者也 “言非同西方之理弗道,事非同西方之术弗行,掊 击旧物,惟恐不力”_2 J。对本国文化的妄自菲薄, 直接影响了青年学生的文字水平,当时的留学生 书写三四百字的短文而不通者并非鲜见。这种崇 洋媚外的民族虚无主义文化观,最突出地反映在 1907年创刊于巴黎的《新世纪》。这个刊物的主 旨在宣传无主义,对传统的“三纲五常”、孔 孟之道进行凌厉攻击,这对思想、冲决封建主 义的藩篱有积极的作用。但是,他们的文化运思 不在于传统文化的近代转换,而是由否定权威、否 定的社会观、政治观走向了全盘否定民族文 化的虚无主义。认为中国之国粹,“种种者当在 淘汰之列”_3 J,“数千年老大帝国之国粹,犹数百 年陈尸枯骨之骨髓,虽欲保存,其奈臭味污秽,令 人掩鼻作呕何,徒增阻力于青年之吸收新理新学 也”l4 J。全盘西化者把进化论作为衡量历史文化 的标准,已过往的文化都属“过去之陈迹”,而以 “新产生者为模范”。 民族虚无主义,醉心欧化是近代学习西方文 化的“偏至”之论,黄节适时地把日本的国粹主义 引入中国。1902年底,他在《政艺通报》发表了 《国粹保存主义》。这是中国近代国粹主义思潮 中具有重要意义的一篇文章。在黄节之前,梁启 超1902年4月致书康有为,说到“即如日本当明 治初元,亦以破坏为事,至近年然后保存国粹之议 起,国粹说在今日固大善,然使二十年前而昌之, 智终不可得开而已”_5 J。同年7月,《译书汇 编》第五期也刊登过一篇《日本国粹主义与欧化 主义之消长》的文章。梁启超在叙述自己“意欲 以抉破罗网,造出新思想自任”,必有矫枉过正之 处,待之后人“起而矫之”时提及日本“由破坏”而 “保存”的变化;《译书汇编》简略地介绍13本的两 种主义的“极端之论”。黄节在《国粹保存主义》 一文中指出日本国粹主义产生的时间及其背景, 勾勒出日本国粹主义兴起的过程和主要人物,概 括了日本国粹主义的主要观点。这种完整系统, 较之前二者,自不可同日而语。更重要的是在日 本的国粹主义启发下,黄节率先对中国的国粹理 论进行建构。黄节认为日本的国粹主义从“论理 上观之,不能无缺点焉”。日本的国粹主义认为 “国粹”即民族精神,而民族精神是地理环境化育 而成,又随着地理环境变化而传承琢磨的客观、自 36 足的产物。因此神道、佛教、儒学等外来文化都不 属日本的国粹。对此,黄节不能认同,他说“执一 名一论一事一物一法一令而界别之”,固然是一 国之名物,但不能曰国粹。所谓国粹,是“发现于 国体,输入于国界,蕴藏于国民之原质,具一种独 立之思想者”,“有优美而无粗糖,有壮旺而无稚 弱,有开通而无锢蔽,为人群进化之脑髓者”。这 是一种贯注于“国体”、“国界”、“国民”,而又优 美、旺盛、开放、进步、的民族精神。这种民族 精神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源于这个国家的土地、 人民、宗教、政治、风俗、气质、习惯相调和而形成 的“特别之精神”;另一方面则来源于对别国文化 的“交通调和”,“守其所自有之宜”的同时,“求其 所未有之宜”。他用改造荒地作比喻,一块蓬蒿 棘榛的荒地,有人为之芟夷荒芜,缭以周垣,树以 嘉木,不数年葱茏蔚森矣。同一土地,既可生长棘 榛,亦可生长嘉木,不能说棘榛是其“粹”,而嘉木 非其“粹”。“宜之植者,地之粹也”。黄节最后总 结道:“本我国之所有而适宜焉者,国粹也;取外 国之宜于我国而吾以行焉者,亦国粹也。”对日本 国粹主义者只知“我国所有者为国粹”,而不知吸 纳外国文化为我所用者也是国粹的偏见进行了拨 正。从中外文化史看,黄节的国粹论更符合实际, 也更为宏通全面。 在对国粹理论作了界定的基础上,黄节提出 了“国粹保存主义”。对于其他国家的文化,“知 其宜而交通调和之,知其不宜,则守其所自有之 宜,以求其所未有之宜,而保存之”。还认为国粹 对一个国家极为重要,保存之,“可以成一特别精 神之国家”,“我不保存之,则人将攘夺之,还以我 之粹而攻我之不粹,则国不成其为国矣”。把保 存国粹与保国求存联系在一起。 黄节的“国粹保存主义”主张在当时面f临着 两方面的难题。一是学习西方的时髦潮流。“国 粹者,主乎对欧化而言之,为守旧排外之尤。举国 方主破坏,又病其言保存也。”_6 提倡国粹保存无 异于排外守旧之别名;一是日本国粹论的拘囿。 于前者,为了避开对“守旧排外”的攻击,他不无 惶恐地说:“吾何敢焉?日本之言国粹也,与争政 论;吾国之言国粹也,与争科学。日国,则有非国 者乎?日粹,则有其非粹者乎?非国非粹,则知乎 为国为粹,是故以研究为国粹学之始基,庶几破坏 而有以保存。”从学理上为国粹保存论寻找一个 出口。于后者,黄节认为:“国粹,科学也。日本 倡之,日本不知发之,则待发于吾国。”他突破日 本以地理环境界定国粹的观念,说:“国粹者,必 有其不粹者也。……研究而后可以区分,区分而 则径名日“国学报”,以“国学”代指“国粹”。黄 节在叙文中说‘:“立乎地圜而名一国,则必有其立 后可以变化,变化而后可以致用而保存。” 以国 别界定之名物、论事、法令未必皆为国粹,通过研 国之精神焉。虽震撼搀杂,而不可以灭之也,灭之 则必灭其种族而后可,灭其种族,则必灭其国学而 后可。”国粹(国家之特别精神)一国学(民族民主 之学)一立国之学(与种族共存亡之学),黄 节国粹主义的思路在1903年、1904年之交已逐 步清晰,理论构架已初具规模。1905年国学保存 究之、区别之,不管是本土文化还是外国文化都要 取其“适用”而能永续者,从而达到变化之、致用 而保存之。黄节在拨正日本国粹主义理论时又归 结到学理上。对学理的重视,固然反映了受过系 统学术训练的黄节在传统文化与西学之间重建中 国文化的思路,但也微妙地表现了“纯学理”在近 会成立,《国粹学报》问世,黄节的《(国学报)叙》 一文再一次以纲领性的文件刊载于该报的第一 代社会的进退两难。 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思潮终于让黄节为他的 国粹保存论找到了二者的契合点。1903年,他在 《政艺通报》发表《客述》、《世界之国家主义》、 《东西洋民族交通消长之潮》等宣传国家主义、民 族主义的论文。1904年发表《(国学报)叙》。此 文以民族主义为理论基础,预示了国粹派得以聚 合的政治心理和学术走向。叙文起首即言:“吾 国得谓之国乎?日:不国也。”“吾学得谓之学矣 乎?日:不学也。”何以不国,何以不学?云:“吾 学派之衰,则源于赢秦,始皇烧诗书百家语、藏书 博士,窒塞民智。至于汉武,立博士于学官,罢黜 百家。以迄刘歆,则假借君权,窜乱经籍,贼天下 后世。然则秦皇汉武之立学也,吾以见之剧 焉,民族之界夷,之统一,而不国,而不学,殆 数千年。呜呼!悉至于今而始悲也!”不国不学 的历史要上溯到秦皇汉武,君主统治是扼杀 国学的罪魁。黄节把国粹理论与反、反 联系在一起,赋予其民主色彩。是文又云: 悲夫痛哉!风景依然,举目有江河之异。 吾中国之亡也,殆久矣乎!栖栖千年之间,五 胡之乱,十六洲之割,两河三镇之亡,国于吾 中国者,外族之国,而非吾民族之国也。 学于吾中国者,外族之学,而非吾民族之 学也。而吾之国之学之亡也,殆久矣乎。 黄节又把国粹理论与民族主义联系起来,引 导国粹派对少数民族统治下“夷夏之辨”民族思 想的关注。 《(国学报)叙》较之1902年的《国粹保存主 义》一文,把国粹理论推进了一步,揭示了国粹派 民族、民主的政治倾向。此外,值得注意 的是黄节以前的文章从未把“国”与“学”作为一 个词来用,而先于国学保存会的“国粹学社”刊物 期,只是题目在“国学”中间加一“粹”字,文章最 后一段将原文的“创为《国学报》一编”也相应改 为“创为《国粹学报》一编”。 以前研究国粹派的论者都把这一派的理论建 设归功于邓实,因为邓实在《政艺通报》1904年第 3号发表了《国学保存论》一文,而黄节的《(国学 报)叙》发表于这一年的第11号。事实上,黄节 之文写于邓实之文之前。《(国学报)叙》结尾有 “记者识”云:“癸卯(1903年)岁暮,同人创为国 粹学社,拟月出《国学报》一编,因属黄君为之叙。 后以事会变迁,迟迟未成,今刊其原叙于此。”邓 实的文章在发表时间上虽早于黄节,而写作的时 间却在黄节之后。再者,人们忽视了《(国学报) 叙》和《(国粹学报)叙》实是同一篇文章。邓实长 于政论,文气畅达,逻辑严密,在黄节《国粹保存 主义》和《(国学报)叙》的基础上,重新构思组织 了一篇《国学保存论》。黄节的思想一经其笔,顿 生理论的深刻性与明确性。如何谓国学、论国学 之亡、文化危机,都是在黄文的基础上变化而来。 邓实在《国粹学报》第9期提出的“古学复兴论” 也是由黄节的《(国学报)叙》导引出来的。黄节 云:“昔者欧洲十字军东征,弛贵族之权,削封建 之制,载吾东方之文物以归,于时意大利文学复 兴,达泰氏以国文著述,而欧洲教育遂进文明;昔 者日本维新,归藩覆幕,举国风靡,于时欧化主义 浩浩滔天,三宅雄次郎、志贺重昂等撰杂志,倡国 粹保全,而日本主义卒以成立。呜呼!学界之关 于国界也如是哉!”邓实云:“昔欧洲十字军东征, 载东方文物以归,意大利古学复兴,建(达)泰氏 以国文著述;日本维新,欧化主义浩浩滔天,三宅 雄次郎倡国粹保全主义。顾东西人氏,无不知爱 国者,爱其国无不知爱其学者。所以代表其种族 性人材之性,而为一国之精神。”甚至一些细节, 邓实之文也是由黄节之文变化而来。如黄节云: “吾登高西望,帕米尔高原而东,喜马拉雅山而 37 北,滔滔黄河,悠悠大江,熙熙乎田畴都市,宅于是 日:“吾国之学,经历代君主之改变,外族朝廷之 盗窃,其精意亦寝微矣。然其类族辨物之大经,内 夏外夷之明训,小戎之赴敌,秦风之同仇,固发于 吾一种人之心灵,演成学理,绵延至今,传为种性 而未尝灭也。未尝灭则保此一息,以为吾国之国 间者,乃不国乎?”邓实云:“吾登高以望,中原万 里,巍巍昆仑,累累五岳,悠悠大江,滔滔黄河,吾 祖国之文学,光华美丽,照耀大地者,迄今而安在 乎?”黄节云:“是故以张宾为长史,执大法于石胡 之朝;以许衡为祭酒,而定朝仪于蒙古之族,识者 痛焉。以其以中国民族而为外族之奴,而又 出所学以媚之也。国界亡而学界即亡也。”邓实 云:“吾国有吾国之界,吾学有吾学之界,不可得 魂、学魂,将天地之正气,犹有所系,而中国或可以 亡而不亡。”“国魂”与“学魂”等同。1909年高旭 就明确地说:“国有魂,则国存。国无魂,则国将 从此以亡矣。”“然则国魂何所寄?日寄于国学。 而乱也。……彼伪儒者,文饰遗经,附会谶纬,以 献媚他族,而博其一身之功名富贵,醌然立其朝而 不以为耻及其殁身,顾复享太牢之余祭,艳青史之 美名,此君子观于张宾执大法于石胡之朝,后人为 立佳传;许衡定朝仪于蒙古之族,没世传为美称 者,未尝不为寒心也。” 经过比较,邓实之论出自于黄节当为不争的 事实。我们如是说,并非说邓实的《国学保存论》 全无创见。其创见之一,在于提出了“学在上而 不在下”的观点。邓实说:“痛呼!自中国有窃学 之大盗,卖学之伪儒,而神州之无学者,千有余载, 然无学而犹可以国者,则以其学不在上而在下 也。”黄节提出“国亡久矣”,“学亡久矣”,上溯到 秦皇汉武的统治,五胡乱华的族界淆乱,这一 观点显示出传统“华夷之辨”的民族观念在完成 民族融会的近代的狭隘性和局限性。它固然与排 满的思潮合拍,但不能解释国存学存的客观 现实。邓实的“学不在上而在下”的观点,弥补了 黄节论述上的欠周严,预示了“国学”与“君学”的 区分。 创见之二,邓实较早把一国之学与“国魂”相 提并论。20世纪初,派把改良派“鼓民力,开 民智,新民德”的口号改造为“国魂陶铸”说,一时 间“中国魂”、“黄帝魂”、“民族魂”频频出现于报 端,重铸国民被看作“20世纪之一大问题”。何谓 “国魂”?发表于《浙江潮》杂志癸卯(1903)第 一、三、七期的《国魂篇》、《江苏》杂志同年8月的 《国民新灵魂》都指出:“国魂”是独特、健全、进 取、自信的民族精神。如何陶铸国魂?《国民新 灵魂》的作者金天翮曾规划其蓝图:“上九天下九 渊,旁求泰东西国民之粹,囊之一归,化分吾旧质 而更铸吾新质。吾使孔子司炉,墨子司碳,老子司 机,风后力牧执大革,运气以鼓之,而黄帝视其 成。”国魂的陶铸以孔、墨、老等固有文化为主体, 吸纳外国文化的精粹。但这种论说尚嫌模糊。邓 实则径把“国魂”等同于“学魂”。《国学保存论》 3R 欲存国魂,必自存国学始。”l71 黄节的国学思想奠定了国学保存会的理论纲 领,而在南社中,黄节并未因为南社宗唐的诗学主 流而改变自己的诗歌趣味,坚守学宋的路数,是南 社中学宋的代表作家。此一问题,拟另撰文论述。 二、马叙伦、陆绍明的史学评论 国粹派的文化理论基石是经史之学。经学在 清代已夷为史学,国粹派继承了这一观念。他们 在研究经学时,完全舍弃了“奉六经为圭臬”的传 统心理,径把经书当作先秦史书看待,从中勾勒上 起尧舜、下迄春秋的政治生活和社会意识的方方 面面,印证他们“国学”的内涵和“古学复兴论”的 文化观,挖掘中国民主政治的古范和民族主义的 精义。从本质上看,国粹派的经学也是史学。于 史学,国粹派顺应了2O世纪传统史学近代转换的 趋势,是批判“君史”,提倡“民史”,重建新史学的 有生力量。 南社成员是国粹派关注史学变革的重要力 量,仅在《国粹学报》发表过史学著作的就有黄 节、马叙伦、陆绍明、陈去病、庞檗子、柳亚子、王无 生、胡蕴玉等人,他们的史学理论和史学作品构成 了国粹派的史学特色。这些人中,马叙伦、陆绍明 长于史学评论,而其他人则长于史学写作。 对旧史学的批判是近代“史学”的当务 之急。梁启超《新史学》(1902年)批评旧史学有 六大弊端:“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 不知有群体”,“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知有 事实而不知有理想”,“能铺叙而不能别裁”,“能 因袭而不能创作”。后人受而读之,其“恶果”有 三:难读、难别择、无感触。说到底,旧史学是“一 人一家之谱牒”,为“君史”,而非“国史”、“民 史”。同年,马叙伦《史学总论》对旧史学批判道: 秦汉以来,法家大张,禁网日醒,唯司马 一书独拔荆棘,然公言久不伸于天下,孔隙小 儒,至诋其书为诽谤。士生三古下,史学诚难 的事实,与“宇宙并生”;人们将宇宙万物的化育 过程和人类的过去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便形成 了一种专门的学问,成为历史之学¨ 。因为史学 反映的是人类与自然的整体过程,史学是一切学 言矣。班范而下,史体全非,表也,志也,名为 经世大学,而剽袭一代之文牍也;本纪也,列 传也,名为全部通史,而实一家之谱牒也。史 学之不亡也几何? 他认为,秦汉以来史书除《史记》外,一无足 观。此后黄节说:“吾四千年史氏有一人之传记, 而无社会之历史,虽使种界常清,而群治不 进。”_9 陆绍明说:“班、范之辈,雕琢成言,惨淡经 营,寝失古意。盖学无根底,语皆涂附也。” 】 对 造成封建社会史书无足观的原因,马叙伦指出: “作史者无公权。以全部大学术、大政体、大教育 所系之史,私之于朝廷,集众人而成书。宗旨既非 焉。”¨ 作史之权私之于朝廷,史学遂成一家 一姓之史学;集众人而成,无一人之思想,“称颂 之词”洋溢行间。陆绍明则对制度下的史官 提出了非议: 呜呼!史学之衰,衰于史官。人自负为 荀、袁,家自称为政、骏,王貌如鹤,黄吟似猿, 口吐琼音,手挥霄翰,无不深明忌讳之学,而 善为颂扬之文,如西京鸿笔,东观直词,曾几 有哉? 史官们自负为苟悦、袁宏、刘向、刘歆这样的 良史之才,实则为“深明忌讳之学,而善为颂扬之 文”的史奴。因此,马叙伦和陆绍明不约而同地 把对古代史书的关注点放在了非官方所修之稗史 上。马叙伦说:“有信史,间有名山著作,稗野史 乘”,但由于这类史书“犯当世之大不韪”,往往难 以保留后世¨ 。陆绍明说:“白衣修史,问具董、 南之笔;穷士著书,有助班、左之学者也。或身受 青紫,官非史职,兼史家之三长,立一家之史学,亦 未始非卓卓可观者。”l1 因此,论古代史学,须 “舍正史而言史学”。他在《国粹学报》1905年第 11号,1906年第2号、3号连续发表《史学稗论》, 论述历代各类稗史可补正史之不足。 秦汉以后的史学是“君学”,二十四史是二十 四家谱牒,所以称“无史”。《中国无史辩》又说: “夫史必有感发于数千百年以后……若《汉书》、 若《三国志》、若《晋书》、若《南北史》,以下至《明 史》,固无足以感发人者在也。”那么,何为史学? 便是建立新史学首先要界定的问题。马叙伦认 为,史之名始于文明化成之时,而史之实则指过去 问之渊府。“史学,群学也,名学也,政学也,战术 学也,种种社会之学皆于史乎门键而户钥之者也。 史之为用亦大矣哉。故一国者之有史,为一国文 明之所寄;一人者之有史,为一人术业之所存。历 史一门,固世界中第一完全不可缺之学矣。”“历 史固文明之嚆矢也。”_】 陆绍明《论史学变迁》 说:“溯自有文字即有史。”_】 其意与马叙伦同。 以这一界定为依据,马、陆二人都对秦汉以前六经 诸子的史学价值称许甚高。前者云:“三代以上 无史之名,而有史之实;三代以下,有史之名,而亡 史之实。六经皆古人之史,《春秋》《易》《诗》 《书》《礼》《乐》各有专门,各抱绝艺,参三王之精 心,为百代之掌故政体也。教育也,学术也,皆于 世界有绝大之关系。”l】 后者云:“溯自有文字, 即有史。……至春秋而史学愈备,至战国而史学 乃奇,合先王之政典成六经,六经为周史之大 宗。”“六经之糟粕,而诸子争鸣,诸子为周史之小 支。”_1 9l“六经皆为古史,各具一体。龙门作史, 得其深旨,窃六经之精神,成一家之著作。” 历 史为文明之嚆矢,先秦的一切典籍均从史的角度 予以认识。清初人提出,章学诚论证的“六经皆 史”的观点得到彻底的展开,并贯彻到史学评论 与新史学的建立中。儒家夷为诸子之一家,六经 夷为史学,陆绍明顺理成章地提出了“史家各窃 诸子糟粕,而成一伟著焉”,“史学分二十家为诸 子之流派”的观点。具体言之,辞章学、经学家、 理学家三史为儒家之流派,理想家之史为道家流 派,褒贬家、评论家之史为法家流派,议论家之史 为纵横家流派,文字家、训诂家、考订家之史为名 家流派,权谋家之史为兵家流派,数学、五行家之 史为阴阳家流派,纂修、叙述、考据、文献家之史为 杂家流派,地理家之史为农家流派,曲笔家之史为 墨家流派,音律家之史为小说家流派。而司马迁 “贯穿经传,驰骋古今,学擅三长,称为良史,其学 莫可名也”。这二十家史学,虽不能称为二十家 之史,“要可谓为诸子之支史”。这一观点发前人 之未发,后人也鲜有注意,但它与国粹派以诸子学 为主干的文化理论有内在的逻辑关系。 评判旧史学,建立新史学,是近代“史学革 命”的两个支点。建立怎样的新史学?马叙伦也 提出了一些具有时代意义的观点。其一,以进化 39 论为理论基础,以国家、民族为本体的历史观。马 排满反清的意义,其落后性、狭隘性也是显而易见 叙伦在《史学总论》一文中强调,成就“史氏特别 之精神”,要具备公心、理心、质心、曲心,“四者亡 则非良史”。“非公心,无以明政权之本;非理 一的。然而偏偏这一点在国粹派中最有同调。黄节 的《黄史・总叙》称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为“中国之 不国也”,“国史之羞也”。章太炎、刘师培等人都 是这一观点的赞同者、鼓吹者。近代的民族主义 之所以不同于古代的“夷夏之辨”,在于关注种族 压迫时更瞩意于抨击制度,引介民主共和的 ,心,无以推世界之进化,达事理之本原;非质心,无 以见治乱兴亡之实而施诸作用;非曲心,无以显历 史之工夫而行诸当世”。何谓公心?公心为“史 体之精神”。具体言之,历史著作的宗旨是“保国 伸民”,“动关全族”,其史为全国之史,非一家一 姓所得据为私有。何谓理心?“以救民之苦衷, 发为思想是也”,反映“千年之沿革”,世界之进 化,“成一家哲理之书”。何谓质心?历史学要承 担起教育的职责。“文化之优长,莫不赖教育组 织而成,然教育之次第深浅,与历史并行,故教育 系之于史。作史者非握教育全世界之主宰,犹不 足以成专门之书”。何谓曲心?“隐其面貌,以达 其目的是也,时有未至,强持其学说兴抗,非特其 术不可行,一蹶不振,文化必因而大阻”。因此作 者认为《春秋》是具备“曲心”的典范,假使孔子振 笔直书,《春秋》早因犯忌而亡,何存古史?史德、 史才、史识固然难得,但具有公心、理心、质心、曲 心,则“为百世所宗仰”,中国数千年史书中,唯有 《春秋》《史记》和郑樵的《通志》有此四德。 其二,民族主义的历史观。民族民主是 近代的两支号角,反映在史学领域,便是用民 族民主主义改造旧史学,建立新史学,马叙伦《政 学通议・论邦国通义》论述国家、民族、政教的 关系: 国之远本在种姓,近本在政教,其必种姓 同一,其国固久。故冠弁、衣锦、器用,俎豆而 祭立尸,此诸夏之俗而九夷同焉,然不以九夷 混诸夏也。居处巢穴,葬无封树,此夷狄之 俗,而诸夏之上世,与之伦,然不以诸下乱夷 狄也,知此者,可与言立国者。……故闻以诸 夏统夷狄,而未闻以夷狄驭诸夏。何也?冠 虽敝不施于足,履虽新不加于首。 《论国本在种姓及驭夷狄》专论“国本”与“种 姓”之关系。作者严夷夏之大防,申华夏之优越。 《孔氏政治学拾微》挖掘《春秋》之义,日:“《春 秋》之义大复仇。何也?曰昔者圣人命名百物, 示百姓以有辨。辨也者,辨其类也,必辨其族类, 所以使百姓昭然于异国之识,而澈其荣辱之情 也。”如此浓重的大汉族主义倾向,在当时固然有 4n 政治理论。马叙伦从政治史的角度言:“夫欲拨 乱而反诸正,其道必自掊击而立公治始。”古 代史书中唯《春秋》有此意。“《春秋》首立让国之 义,若且公国而不得专”,后之主欲“其禽兽 之行于民,有所不能行,必藉其左右以为爪 牙,于是乎有世卿”,于是乎百姓不幸而生于 政体之下,“虽糜百体无以满其壑”。因此,马、陆 二人都致力于先秦经史的研究,试图从中寻求共 和政治的雏形。马叙伦写有《古政述微》、《古代 通志》、《政学通议》、《孔氏政治学拾微》,陆绍明 有《论古政备于周官》、《古代政术史》。他们以西 方的文化观为准则,从古学中挖掘与之合若符节 者,达到国粹自足,这是国粹派相当典型的文化心 理和思维方式,由此导致了国粹派文化研究的两 种偏颇,或者“视西人若神圣,视西籍帝天”,或者 则中西比照,牵强附会,自我满足。这两种偏颇都 显示了在中西文化的选择融合中对本民族文化缺 乏自信而又不愿弃中就西的困惑。 其三,对“地理环境决定论”的认同。梁启超 《国史叙论》中最先引进西方的“地理环境决定 论”,此后国粹派中的章太炎、刘师培都用这一理 论解释种族之兴衰、学术之源流。陆绍明的史学 评论中对这一理论也是认同的,其《史学稗论》说 “地理之学可为各种学问之益助,而研究史学者 更不可不知也”。这里只是强调地理学对史学的 作用,而《论古政归源于地理》则是彻底的“地理 决定论”。其中云:“天行人力”,“凭借之大端,地 理而已矣。”“人附居于地,所思所为,半循乎地”, 犹如鸟、兽、虫、鱼之习性。观乎古政,“政术之原 因,归于地利,有因于地而发达者,有因于地发起 者,亦有似不关于地而实关于地者”。他特别指 出,“军政”、“商政”、“财政”归原于地利。注重 地理环境对社会风俗、民族性格、学术流变的影响 是有意义的,而把一个国家的历史文化完全归结 于地理环境,特别是把有意识活动的人与鸟鱼混 为一谈则显然是不科学的。 马叙伦、陆绍明的史学评论至今尚未引起人 们的注意,而南社人在国粹派中的史学写作则是 引人注目的。黄节的《黄史》、陈去病的《明遗民 录》、庞树柏的《龙禅室摭谭》等都是体现这一宗 旨的力作,用历史著作的实绩表现国粹派民族主 义的历史观,其中《黄史》最有代表性。响应对黄 帝的宣传,受王夫之《黄书》的启发,黄节作《黄 活“残明遗献”表达夷夏之辨的话语。 从以上论述可知,南社成员在国粹派的经济 来源、文化理论、史学批评和史学撰著等方面都有 不可忽视的作用,国粹派与南社的亲缘关系由此 亦见一斑。明乎此,南社的许多文化文学现象也 史》。作者有感于中国史书族统淆乱,要写一部 会得到比较合理的解释。 华夏民族的兴衰史。后两种历史著作则是通过复 [参考 文 献] [1]许守微:《论国粹无阻于欧化》,《国粹学报》,1905年第7期。 [7]高旭:《南社启》,《民吁报》,1909年10月17日。 [2]鲁迅:《文化偏至论》,《河南》第7期。 [8][11][13][16][18]马叙伦:《史学总论》,《新世界学报》,1902 [3]《辛亥前十年时论选集・国粹之处分》(三),三联书店, 年第1期。 1977年版,第334页。 [9]黄节:《黄史总序》,《国粹学报》,1905年第1期。 [4]良丞:《好古》,《新世纪》第24期。 [1O][12][14][20]陆绍明:《史学稗论》,《国粹学报》1906年第 [5]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 2期。 版,第183页。 [15]马叙伦:《史界大同》,《癸卯政艺丛书》。 [6]黄节:《国粹学社发起辞》,《甲辰政艺丛书》。 [17儿l9]《国粹学报》,1906年第lO期。 The Relationship of the South Society and the School of Thought in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SUN Zhi.mei (School ofChinese Language art Literature,Shandong I ,Jiuart 250100,China) Key Words:traditional Chinese cuhure;the South Society;Huang Jie;Ma Xu—lun;Lu Shao—ming;historical comments;histor— ical writing Abstract:There were two core organization of as in the school of thought in tradional Chinese cuhure,namely the Somh School nad the group that advocated preserving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The two literary groups were closely related in academic thinking and cultural feeling.Huang Jie,one of the members of the South Society,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developing eeo— nomic and cultural theory in the school of thought.Ma Xu・lun and Lu Shao-ming’comments on history represented the historical opinions of the schoo1.Their writings also represented the school’S achievements in historical study. [责任编辑:邵迎武】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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