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书籍观点记
林毓生：《中国的意识危机——“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穆善培译，贵阳人民出版社，1988年。林认为：五四是与自由、民主、法治、科学这些目标分不开的。虽然五四以来这些目标受到了不少左右政争势力的分化与压迫，以及中国知识分子内在思想混乱的干扰；但在今天，我们可以说五四对自由、民主、法治、科学的要求是中国人民一致的愿望，不是任何统制集团可以抹杀的。在这套论述中，“自由”被推举到了一个首要的位置。（参见336——337页）
杨念群：《“五四”九十周年祭——一个“问题史”的回溯与反思》，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9年5月版。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有人提醒别忘了“五四”还有个大明星叫“费小姐”（自由），应该让她登场亮相，才使得当年的祭拜风情蕴出些新意而不至于陈腔依旧。
杨念群：《儒学地域化的近代形态——三大知识群体互动的比较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在此书中杨念群提出了关于儒学“碎片化”的问题个学派间的激烈争论，学说传承问题，使得我们不能对空间上和地域上的碎片化总不能视而不见。
彭明：《五四运动史》人民出版社，1984年。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太平天国运动和五四运动史两大转变时期的标识。如果说太平天国运动揭开了中国旧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序幕，而五四运动则是，揭开了新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序幕，成为由旧民主主义到新民主主义的转折点。（参见2页）
周策纵：《五四运动史》，岳麓书社，1999.周策纵先生认为，以胡适为代表的观点就把“五四”运动看做是一个学生的爱国运动，强调其文化方面而不是社会和政治活动意义。他和一些持有相同观点的人所写的英文著作，使许多西方人把这场新文化运动理解为“中
国的文艺复兴”。（参见3——4页）
“五四”研究的观点被高速引进中国史学界，史界秉持的是西方自由主义的解释传统，即把个人的觉醒看做是“五四”最珍贵的历史遗产，想借此消解“五四”所具有的特殊政治意义。甚至有人认为，对“五四”个人主义觉醒是维护还是否定应该成为评价其研究价值的最重要依据。（杨念群：《“五四”九十周年祭——一个“问题史”的回溯与反思》，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9年5月版，第5页）“五四”的知识精英所阐述的“个人主义”及以后掀起的“社会改造”运动史非常重要的历史遗产，两者不能偏废。
杨念群认为“五四叙事学”的缺陷：过度依赖“思想史”分析。
“思想文化解决问题”的遗传，这与传统的道德政治是密切相关，但是在传统社会也一度失灵，所以到五四时期，这种用“传统反传统的做法，就像自己打自己的耳光。”（林毓生：《中国的意识危机——“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穆善培译，贵阳人民出版社，1988年）
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中一直强调道德意志所发挥的决定性力量导致明朝的运转失灵、缺乏活力。这个观点对西方中国学界有很大的影响，持相似观点者又可参见狄百瑞：《儒家的困境》，黄水婴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
康梁有极其强烈的以道德教化手段正君心变革的意识，所以他们力挺无权的光绪皇帝，而胡适等人的道德教化心态显然要比康梁弱的多，所以他们主张采用“科学主义”的功利态度，对美国的杜威实验主义的张扬和贯彻为什么集中在胡适本人身上就很说明问题。但陈独秀早先提出“伦理”是最后之口号，这个口号和符号“道德优先”的思想原则，陈独秀表面上作出的反传统姿态决绝得很可怕，似乎咬牙切齿要把道德打碎揉烂，在
踏上一只脚，但其骨子里仍持有相当实用的功利重要思想，他后来改口说要从事“社会改革”运动即否定了自己伦理的前期主张。
早年也奉行过生命哲学，崇尚道德自律，晚年鼓动思想改造，引爆灵魂深处的。但的实践逻辑是一种更加复杂的政治实用主义，面对早年多面的思想意识，我们根本无法仅仅从道德优先政治社会的角度去解读其行为逻辑。
五四的两个问题：一是西方式的“个人主义”孤悬为“五四”目标的想法固然有其道理，但以此没有经过中国历史经验检验过的西方式思想作为实际变革操作的最终圭臬，在习惯于以集体原则规范行为额历史脉络里如何体现出其价值，同时又不伤害富有生命力的传统价值？二是如果把个人主义当做检验“五四”成败的最终标准，那么如何解释经过五四”自由主义洗礼的大批知识分子为什么会心甘情愿地选择与他们当年的启蒙奋斗初衷相违背的政治理念和政治行动？为什么他们甘愿在集体意识和准则的规训状态中从事各种压抑个人精神的活动？“救亡”局势的严峻激烈促抑了个人意识的伸张的说法不能说没有道理，但无助于解释五四知识人精神世界是如何从内部发生转变的。
杨念群所认为的五四研究的“社会史化”的补救：一是要关注“五四”研究的前后“社会”作为一个论域的产生以及如何替代其他主题的历史。二是（这个问题更为重要）更多地关注“五四”发生的社会环境极其演化意义，特别是要着力研究“五四”时期不同群体的行为差异极其后果。还认为五四的复杂性还在于，它既是清末民初政治转型的产物，同时也是对政治改革失败的背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