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焦点，后现代的视角：2000年以来我国异化和归化研究综述
杨山青
（贵阳学院外语系，贵州 贵阳 550005）
摘要：2000年以来我国翻译界对归化和异化的研究讨论得非常热烈，由此得出几点启示：一、关于这两个术语在中国和西方的渊源及相关争论的演变发展，多数论者观点一致。二、当论者从文化和后现代的视角及其他多种角度来探讨这两个翻译策略时，产生了观点分歧。三、在归化和异化上的分歧，将使得人们从更高的层面上来探讨这个问题。
关键词：归化；异化；文化；后现代；综述
A Summary of Research on Domestication and Foreignization in China since 2000 ——in Cultural and Postmodern Perspectives
Abstract: There has been heated discussions on research of domestication and foreignization in translation sphere in China since 2000. Hence the findings as follows: 1) Most researchers share the same opinion on the origin of the two terms and on the evolu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dispute concerning them in China and the West. 2) Disputes occur when researchers explore the two translation strategies in cultural and postmodern perspectives and from many other dimensions. 3)Disagreement on domestication and foreignization among researchers will enable them to explore this problem in a higher level.
Key words: domestication; foreignization; culture; postmodern; summary
异化和归化是近年我国翻译界的一个研究热点。本文拟对2000年以来的有关研究进行综述，揭示研究的概貌，以利于进一步的研究。以下是有关研究综述:
孙致礼教授认为，从19 世纪70 年代到20 世纪70 年代，我国的文学翻译除“五四”后十余年异化译法一度占上风外，主要以归化译法为主。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广泛介绍西方的翻译理论，如何传译源语中的异质成分为人们所关注。孙致礼教授还对傅雷的“重神似不重形似”的翻译观提出质疑，认为脱离原来的“形”而讲“传神”有时是不可能的，如果译者用自己的“形”来传“神”，那这种“神”也只是译者的“神”，而非原作的“神”。他认为，21 世纪的文学翻译将以异化为主导。而异化译法的核心，就是尽量传译原文的异质因素，即：第一，尽量传达原作的异域文化特色。二，尽量传达原作的异语语言形式。第三，尽量传达作者的异常写作手法。译者应洞悉蕴含其中的美学价值，并尽量用相应的目的语语言形式传译出来。[1]韩子满教授认为，译文的过度归化应摒弃，指出了过度归化的两个弊端：一、语言形式上的过于归化歪曲了原文的文体特色, 误导读者。二、文化色彩的过分归化, 抹杀了原文的异国情调, 欺骗了读者。[2]
王东风教授从外国翻译理论的角度回顾了中国古代、近现代、当代及西方古代归化与异化之争的缘起。20世纪70年代，当文论和文学翻译领域出现文化转向时，归化和异化之争正式取代直译和意译之争，逐渐成为当今翻译理论的热门话题之一，而将这一对概念引入你死我活的角斗场的则是美籍意大利学者Venuti。归化和异化可看作是直译和意译的概念延伸，但并不完全等同于直译和意译。作为文化转向的产物，归化和异化必然包含了深刻的文化、文学乃至政治的内涵。如果说直译和意译只是语言层面的讨论，那么归化和异化则是将语言层次的讨论延续升格至文化、诗学和政治层面，即直译和意译之争的靶心是意义和形式
1
的得失问题，而归化和异化之争的靶心则是处在意义和形式得失外在冲突中的文化身份、文学性乃至话语权的得失问题。直译和意译可并行不悖，然而，新的问题产生了，逐渐走出结构主义小天地的翻译学者们，开始从后结构主义的视角来重新审视直译和意译。他们发现，直译和意译所造成的结果不仅仅是语言和形式的得失那么简单。从文化的角度看，其中涉及到负载于语言形式之中的文化身份、文化的平等交流和历史感等问题；从诗学的角度看，涉及到负载于语言形式之中的文学性问题；从政治的角度看，涉及到殖民化和非殖民化、霸权与反霸权的问题。于是，直译和意译之争在新的层次上演变为归化与异化之争。在全球化语境中，这一层次的论战从某种意义上可看作是民族主义和世界主义的交锋，弱势文化和强权文化的交锋，抑或是东方主义和西方中心主义的交锋。[3]
刘艳丽和杨自俭教授针对“归化”与“异化”的中外文渊源和界定及其同“直译”与“意译”区分等问题，进行了论证，并预测了“归化”与“异化”的发展趋势，同意郭建中教授的两者永远共存、不会互相代替的观点和孙致礼的异化为主的观点，并认为翻译策略的选择受制于翻译目的、文本类型、作者意图及读者需求。[4]金兵博士认为，归化论者和异化论者在某种程度上都忽视了对读者反应的考虑。读者是一个动态的概念，译者既要使用归化法以迎合读者，也要使用异化法以提高读者。重要的是译者一定要在二者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以确保译作的最佳效果。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是，目前国内尚无一部比较成功的、以异化法为主译出的作品，而对于读者反应认识不够是导致这一现象的最主要原因。[5] 张智中博士认为，翻译的异化和归化分为两个层面:文化内容和语言形式。在文化内容层面上,应以异化为主,归化为辅;在语言形式层面上,则应以归化为主,异化为辅。在“为主”和“为辅”之间,存在一个“度”的问题,如果超越了这个“度”,便成为“恶化”翻译。此外,异化与归化只构成翻译策略的两极,其中间地带是等化翻译。异化派对于异化翻译策略的强调,不应过分和过度,而应适当和适度,正如归化派对于归化翻译策略的强调也不应过分一样。[6] 有的论文结合汉英互译从微观上探讨归化和异化（意译和直译）问题。张晓林认为，直译在文学、日常交际和经济科技等领域对汉语表达方式产生了积极的影响。[7]朱明胜认为，在汉译英过程中应注意文化形象的保留,要借助“同化”(或直译)翻译方法 尽量传译原作的“中国特征”。[8]刘惬文结合接受理论探讨了汉译英中的“文化保真”问题，以使译文读者更多地接受原文风格和中国特色。[9]王春介绍了三种保持“异化”的翻译方法：零补偿、文中补偿、注释补偿。[10]
有的论文从更广的视角,表达了不同的观点：
葛校琴教授认为，当前的关于归化与异化之争，大多都没有跳出传统翻译论的视阈，将归化/异化仍然圈定在对文本的语言学认识范畴，进行单向的规定性研究。然而，西方就归化/异化的讨论其视阈、向度皆已发生变化，其研究不再停留在翻译内部如语言、语言文化、文体、风格等如何进行归化/异化转换这种提供翻译技巧的规定——指导性探讨上，而是拓展到翻译外部如翻译与社会、政治、意识形态等大文化如何发生互动的一种描述——解释性研究上来。针对国内肯定异化的观点，她认为，这种认识往往抹去了归化/异化实施中的区域性差异，将民族中心主义所适用的时间性和区域性予以取消，使民族中心主义之意识抽象化、普遍化，因而取消了民族主义和霸权主义的差异性，即将民族主义等同于霸权主义。异化的翻译思想是以解构主义为基础的。解构主义思想认为文本的意义是不确定非同一的，永远是有差异的和被延迟的；不论是文本还是译本，都是派生的非原创的。翻译应该表现语言和文化上的差异，并提供实现和研究差异的场所。异化的翻译实践就是要通过保留外国文本中异的成分，破坏或毁谤目的语文化的规范，故意用不通顺、不流畅、不透明的非惯用表达方式并通过填补或揭示文本中的沉默、空缺、不在场之处来进行。当前归化/异化研究中是存在“错位”的：首先，当下视阈的归化/异化的内涵已有变化。其次，后殖民视阈的归化/异化的关键之处是其论域有明确的定位，即都是以强势文化为预设背景的，以弱势文化文本译入
2
强势文化为讨论对象。当归化/异化的论域发生转移，即进入弱势文化背景，西方的‘贬归化，扬异化’的态度取向有可能带来完全不同甚至是正好相反的结果。[11]
蔡平博士认为，翻译是一个语言归化过程。异化与归化是互为补充的翻译策略和方法，大量的翻译实践证明归化的翻译方法是主体。[12] 王恩科认为，异化并不是促成文化交流的唯一途径,归化和异化都在文化交流中相辅相成发挥着各自的作用。当前归化与异化的争论基本上沿袭了翻译界上个世纪90 年代以前直译意译之争的思路,是沿着一种两极对立的思维进行的,而这种对立思维模式与当今世界文化研究多极化的潮流是背道而驰的。[13]辜正坤教授主张翻译标准多元互补，不但评价翻译的标准有若干种,指导译者进行具体翻译实践的翻译标准当然也会有若干种;翻译家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解采取他认为最能表达原作精神与形式的若干种翻译手段。可是,翻译标准多元互补论并不认为每一种标准在任何时候都是同等重要的。[14]
通过以上综述，我们可以得到几点启示：一、大多数论者就归化和异化的渊源演变这一点上观点是一致的，即从中国看，归化与异化之争源于古代的“文”、“质”之争，演变到现代的“意译”、“直译”之争，发展到当代的归化与异化之争；从西方看，这一争论源于古罗马时期的“sense-for-sense translation”与“ word-for-word translation”之争，演变为近代的“靠近读者”与“靠近作者”之争，再发展到由Venuti挑起的归化与异化之争。二、人们在这两个翻译策略上产生分歧，是由于论者从文化、后现代及全球化的视角来探讨这一问题。异化论者的立论依据是异化翻译有益于吸收异质文化，丰富民族文化，而归化论者则认为随着全球化的推进，异质文化的陌生度将会减少，故译者更多的应是考虑目的语读者的接受需求等方面。在这场争论中，有几篇力主异化翻译为主的论文，但并不完全排斥归化，相当多的论者实际上主张一种两者结合的翻译策略。这表明，这两个矛盾的翻译策略在文化表达这个前提下又是统一的。三、也有少数持有不同观点的论者，他们或认为当前的归化与异化之争是“错位”的，以异化为主的主张可能产生相反的作用，或认为应以归化为主，或主张从文化身份、诗学、政治和全球化以及翻译的目的类型和读者接受理论等更多的视角来探讨归化与异化策略。目前在归化和异化问题上的分歧，将使得人们从更高的层面上来探讨这个问题。
(作者简况: 杨山青<1958-->,重庆人,贵阳学院外语系副教授,复旦大学外文系访问学者，中国比较文学学
会翻译研究会会员,贵州省翻译协会常务理事,研究方向为翻译与文化,实用翻译.)
参考文献：
[1]孙致礼,中国的文学翻译：从归化趋向异化[J]，<<中国翻译>>，2002年1月第1 期 [2]韩子满,过犹不及——浅论译文的归化问题[J], 《外语教学》, 2000 年第2 期 [3]王东风, 归化与异化:矛与盾的交锋[J]，<<中国翻译>>，2002年9月第5期 [4]刘艳丽、杨自俭，也谈“归化”与“异化”[J]，<<中国翻译>>，2002年11月第6期 [5]金兵第，归化、异化与读者反应[J]，《温州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 [6]张智中，异化·归化·等化·恶化[J]，《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5年第6期 [7]张晓林，谈直译对汉语表达方式的影响[J]，《重庆工学院学报》，2007年第2期 [8]朱明胜,汉译英中文化形象的保留[J],《鸡西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
[9]刘惬文，汉语英译中的“文化保真”[J]，《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科版)， 2006年第6期 [10]王春，异化翻译在汉语新词英译中的优化应用[J]，《教学与管理》，2006 年11月
[11]葛校琴,当前归化/异化策略讨论的后殖民视阈——对国内归化/异化论者的一个提醒[J],<<中国翻
译>>，2002年9月第5期
[12]蔡平，翻译方法应以归化为主[J]， <<中国翻译>>，2002年9月第5期
3
[13]王恩科，异化不是文化交流的唯一途径[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4 年第9 期
[14]辜正坤，翻译主体论与归化异化考辩— 序孙迎春教授编著《张谷若翻译艺术研究》[J]，《外语与外
语教学》，2004年第11期
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