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蒋孝严

10月1日（星期六） 晚上8：00－9：00播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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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蔣孝嚴

章孝嚴先生，終於在蔣方良女士過世後，完成他認祖歸宗改姓蔣的心願。「兩蔣時代」已成為過去，蔣家第三代也逐一凋零，蔣孝嚴在民進黨執政下，努力地為台商服務，以求取政績，並積極爭取明年的台北市長候選人。在蔣家的光環下，光宗耀祖談何容易，交出一張漂亮的成績單卻是大家對他的期許。

江素惠: 蔣孝嚴先生的身世在中國近代史上應該可以記上一筆；您現在已認祖歸宗，並且正式由母姓「章」改姓「蔣」，「兩蔣時代」已成為過去，您為何堅持改姓蔣？

章孝嚴:我是在高中的時候才知道我的身世，我跟我弟弟聽到是一大衝擊，因為突然知道父親是蔣經國，爺爺是蔣中正。那時候的年齡不大不小，事實上又有一點反叛，幸好，我們選擇了一條正確的道路，外婆要我們爭氣，如果不爭氣就沒用。爭氣就是可以為國家做一點事情，而且也是為母親爭氣。母親是在我六個月大的時候就過世，小時後我們住在新竹，也沒辦法與父親見面。很不幸在

我們唸大學的時候，外婆過世，關於母親的事情，只有外婆對我們說了一些，所以這些事情也只好放在心中，也不方便說出來。

我在新竹長大，對於台灣的社會認同度很高，而且與一般百姓人家的感情是相同的。但是，心中還是在想，我是蔣家的後代，總是要回到蔣家。客觀環境不允許的時候，不要說行動，有時候提也不方便去提。我到外交部工作也是考進去的，而不是走後門的。當我一步一步擔任更重要的職責時，知道的人也愈來愈多，我不會主動去提這事情，接近的人問到我，我說我也不清楚。到父親蔣經國先生過世後，我與弟弟的故事才給雜誌做了首次比較完整的報導。大家問我們要不要認祖歸宗，我與弟弟的講法只有四個字「順其自然」。我們也有很多的無奈，不知道這「自然」會是什麼樣的情況，很多的事情都不是我們可以決定的。這個心願一直都在心中，因為外婆告訴我們，母親過世之前，父親答應這兩個孩子要去蔣家，名字也是「孝」字輩。在桂林的時候，父親跟母親講就是「蔣孝嚴、蔣孝慈」。後來，母親在桂林過世，外婆與舅舅都有點擔心我與弟弟會不會有什麼特殊狀況；我們離開贛州到萬南縣，在幼稚園的時，我們就把名字都改了，改為章大毛、章小毛。到南昌唸小學，名字就是章孝嚴。外婆說，父親答應母親把這兩小孩帶到蔣家，這也是母親生前的心願，可以想像到母親是多麼的希望我們可以回到蔣家。但是，不幸的是蔣經國先生在1988年過世，過世沒幾天，故宮秦孝儀院長就約我與弟弟到他的辦公室去見面。他安慰我，他說蔣經國先生在過世前有提到這兩個小孩要認祖歸宗。那時候我在外交部工作，我心想這是父親母親生前的願望，我儘量與同父異母的兄弟去改善關係。後來我與孝勇處得不錯，與孝武的關係很好，孝武與我見過幾次面之

後，主動的跟我說要認我做哥哥。我覺得凡是蔣經國先生在天之靈會感到高興的事情，我都會去做。

江素惠:您是蔣家的第三代，第三代的成員許多位都凋零了，作為蔣家的繼承人，是否會有很大的使命感，您是如何推動?

蔣孝嚴:我剛說我們兄弟的感情不錯，但是心中我一直要認祖歸宗，因為是父母親生前的願望。而且要把事實還原，歷史歸真。我不在蔣家當道當權，做總統、黨的時候去處理，一直等到蔣老夫人方良女士過世之後，我才認祖歸宗。因為我對蔣方良女士還是要有適當的尊重。等她過世後，才改姓蔣。現在是蔣家的第三代男丁，當然我有責任認祖歸宗，沒有在蔣家當道的時候的光環。認祖歸宗的責任是很沉重，但是我會面對它。

我從小是在比較平凡與困難的環境長大，我不怕困難。我做過外交部長、委員長、秘書長、也做過行政院的副院長，但是我們一個人不可能活在過去，活在過去不是進步，而是退步。在民進黨執政後，我就做了很清楚的決定，2001年我就去祭祖，就決定要參選立法委員，因為我是國民黨的黨員，不可能在民進黨的工作，做他們的官。在野的話，只有國會才是政治的舞台，所以我就選舉，我還在國會中打拼，這是因為我是蔣家的人，這個責任促使我去承擔更多的黨的責任，為國家做點事情。甚至於明年的台北市長選舉，我有積極的準備去接受這挑戰，為我、為國家、為人民、也為蔣經國先生接受這挑戰，蔣家給我的就是這份責任。責任中，我是可以做很多的事情。也是因為責任感

可以促使一個人往前邁進。

江素惠:剛剛你說了你的新動向，關於明年競選台北市長，你有甚麼的抱負?如何去打這一仗?

蔣孝嚴:國民黨現在是在野黨，可以參選的機會都是在國會。明年台北市市長，馬英九不能再選，台北市不可以再失掉，台北市如果被民進黨拿走的話，08年的總統大選就會有困難。基於這考量，台北市就要努力，如何在台北市得到支持，第一，你要參選讓他們知道你是來服務的，要做的官我也做了差不多，現在是需要把台北市市長的位置守好，這是一使命。因為台北市還有很多的地方需要推動，讓它成為國際化。擔任台北市市長我覺得是要有與負責，要把它是可居住的層次提高。台北市在進步，馬英九先生也做得不錯，但是我覺得這並不是在幾年內可以做好的，一定要往前去提升。

江素惠:你剛提到馬市長，馬市長最近接了黨，也忙於黨的工作，所以台北市的市議員認為他疏忽了台北市的市政，有人提議他提早離開市長的職位。在這期間到06年底也有一段蠻長的時間，在這時間中，你是不是會關注台北市的市政，也可以提供意見?

蔣孝嚴:對馬先生擔任黨，我們了解黨是不可以讓在野黨拉到被批評的地方，他應該是市長兼，這一比例在他的工作上才是正確的。而且他可以倚

重黨的秘書長去處理黨的事情。先要把黨的目前情況掌握很完整，要改革的話，我覺得現在中國國民黨最重要的的團結，要是只改革而不團結，這黨是不行的，先團結才改革是比較切合實際的。在剛接任，現在就有馬家軍、馬團隊，我與馬單獨見面的時候，有提過不要去強調馬團隊。當黨，就只有黨的團隊，而沒有個人的團隊。團結之後，黨產或是改革的問題都好處理。兩岸的關係，連已經把平台建好。08年國民黨從新執政是有希望的，兩岸的關係也會穩定。現在換了，方向就要把穩，目標要清楚。

江素惠:您對國民黨有很深的期許，也提到黨的團結比改革更重要，馬英九上任後，談到本土化的論述。你覺得馬現在提出的論述，應該是稍後再說，還是現在就急迫的進行?

蔣孝嚴:我個人覺得不必強調本土化，國民黨如果不愛台灣，那哪一個黨愛台灣?這是不必去強調的。兩位蔣總統要葬在五指山入土才表示愛台灣，我對這個也有很多的保留。很自然的在適當的時候就地安葬，我是很贊成的。但是，不是在這時候。國民黨整個的成長就是與台灣息息相關，如果國民黨不本土，別人又怎麼會站起來?本土化是不要過份的強調，中國國民黨就是中國國民黨，而不是台灣國民黨。

江素惠:你當了立委後，重心放在為台商服務，也成立了一個台商服務中心，奔走兩岸。春節的包機，大家都知道你在背後的努力是功不可沒，也開創了新的

格局。當初你為何會想到這條路?為何那麼的努力為台商服務?

蔣孝嚴: 我覺得台商在其他地方打拼是很辛苦，我在十幾年擔任僑委會委員長的時候，就成立了東南亞台商協會，美國、加拿大就成立了北美台商協會，也有，還有歐洲台商協會，在十二年前就把各台商協會整個變成全球台商協會。大陸的台商在困難的環境，沒有的機構去幫助他們，不像美商，有大使館去幫忙他們。台商就是自己在那邊摸索，建立關係，沒有人協助他們，沒辦法找台北與北京去協助。娘不愛，爹不疼，我成立了世界台商協會，可以直接的去幫他們。有甚麼問題我就幫他們申訴，我是不收費的。而我有一個原則就是我不在大陸投資，所以我幫助台商，是因為台商有困難。促使我在2002年到大陸推動春節包機，包機的觀念是因為我在外交部服務過，我辦過包機去蘇聯。春節是三大節日，大陸的台商從上海買不到機票去，03年在上海推動成功，05年也推動成功，還擴大到上海、北京、廣東，為了台商也是為了兩岸，使得兩岸的飛機可以飛來飛去。將來就是要三通，這是一個起步，別人不敢想像的我們的飛機可以去大陸，跟陸委會談，包機是商業的問題，不是族群的問題；我跟大陸談，在國際法上，飛機是一個流動的領土，它是領土的一部分。兩岸關係的問題我是很關注的，對台灣、對大陸都是很重要的。

江素惠:對兩岸關係的進展，您有何期許?在互動上已打開了這僵局，您如何以您的力量，繼續去推動發展?

蔣孝嚴:我覺得兩岸關係，第一是要和平，第二是共同發展。有和平，戰爭的可能性就會降低，衝突就會減少，傷害就會避免。如果發生戰爭的話，兩岸有多大的傷害就不敢想像。兩岸關係法，我是相信中國是水到渠成，要讓水自流順流。兩岸關係上，很多事情是人民在做，但是還是必需參與。「獨」的問題，在台灣是很敏感，我們強調統一之前，我們要強調「統合」，社會、經濟的交往都已經發生，統一就會水到渠成。包機的問題要把它變成是節日化、週末化，這是為了台商而設的包機，經過兩之次後，對象不只是台商，我現在推動的是觀光包機。台灣的觀光客可以包機飛韓國、日本、、寮國等，都有觀光包機，只要是旅行社接受就可以，台灣觀光客要到大陸，也可以有包機。現在大陸的意願很強，問題是卡在民進黨，希望有所突破。

江素惠:兩岸的包機，從定時、定節日來包機，就有助兩岸的直航。過去你在國民黨時代，也是，經歷了許多職務，有豐富行政經驗。現在你對民進黨有甚麼的看法?

蔣孝嚴:對民進黨我是不敢有任何的期許，民進黨很多的作為，包括在包機的問題上都是被動的，我們要加壓。如果他們不做，那我們只好期盼在08年把政權拿回來，由我們來做。三通的問題對兩岸來說是很重要的。愈早落實對台灣愈有幫助。

江素惠:看到您桌上擺放的蔣經國先生的照片，您現在年紀越大，外貌越似經國先生。你對他的感情那麼的深，但是距離是那麼的遙遠。你與蔣經國先生有沒有正式的見過面？見面的時候，有沒有什麼的感情?這一路走來，你是不是無怨無悔?

蔣孝嚴:年輕的時候，知道了自己的家事，沒辦法去理解，心中的確是不平衡，日子有時候是很辛苦的，會有抱怨。有幾次我要求要與父親見面，但是不成功，沒有以父子的關係見面，可以說是一大遺憾。外面所知道的也只是片面的事情，我會出書，把這個過程做個交代。在蔣經國先生過世後，方良女士也是蠻寂寞的，我想是不是該去看看她，可能這是一個不切實際的想法。一路過來，我是盡心盡力的為國家服務，雖然年過六十，但是從來沒有想過要去休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