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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代农民工社会情绪的归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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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代农民工社会情绪的归因分析

摘要:对新生代农民工社会情绪产生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化解其社会情绪的对策及建议。

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社会情绪;成因;对策

Attribution Analysis on the Social Emotion from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Abstract: The reason causing social emotion of new genev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was analyzed. Based on the analysis, countermeasures were put forward to resolve the social mood.

Key words: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social emotion; causes; countermeasure

伴随着中国改革浪潮的涌动,出现了农民工这个特殊的社会群体。市场经济30多年的发展,已先后形成了两代农民工。2010年一号文件首次采用“新生代农民工”这个概念。新生代农民工是指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以后,年龄在16岁以上,在异地以非农就业为主的农业户籍人口[1]。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受教育程度普遍较高,一毕业就进入城市打工,几乎没有务农经历,对城市的社会认同感较高,对家乡乡土文化和农民身份的认同感较弱,他们希望融入城市的主流社会,获得社会的尊重和认可,对未来有着更高的生活期望。时至今日,新生代农民工逐渐成为农民工群体的主流群体,大约有1亿多人,占整个农民工群体的60%,新生代农民工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支重要的生力军,他们对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与繁荣做出了巨大贡献。但在社会地位、经济收入、社会保障等方面,农民工群体与原城市产业工人群体有着很大的差别,从某种意义上,农民工群体是城市社会的弱势群体。新生代农民工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受到伤害或挫折时所产生的一种敌意情绪,这种敌意情绪又因为自身的软弱和而被强压在内心深处,形成怨恨。特别是2010年深圳富士康公司连续发生14起农民工跳楼自杀事件,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探讨新生代农民工社会情绪的原因并提出对策及建议,对于化解社会矛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 新生代农民工社会情绪的归因

1.1 社会地位低下,社会的排斥与歧视

我国历史上的户籍管理制度,把我国公民分为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3个社会阶层。而实际上,农民的社会地位最低,处于社会的底层,农民这一社会阶层因为在资源的占有如政治资源、文化资源和社会资源等方面处于劣势,再加上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和劳动人事制度,农民群体缺乏向上流动的机会。个人的身份(如制度性

身份和出生身份)及随生而来的社会关系(如家庭关系、亲缘关系)等先赋性因素是决定其社会阶层的主要根据。凡出生农民家庭的都是农民,农民想转变成工人或干部都是很困难的。

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农民工进城打工,他们的生活状况有所改观,但他们完全融入城市还是有一些门槛,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对融入城市抱有更加强烈的愿望,但这个愿望往往难以实现。在社会化过程中新生代农民工遭遇了城市社会对他们的歧视和偏见。农民工进入城市以后,社会经济地位总体上还是处于社会的底层。中华全国总工会的调查显示,新生代农民工平均月收入为1 747.87元,仅为城镇企业职工平均月收入(3 046.61元)的57.4%,同时也比传统农民工低167.27元[2]。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韩克庆认为,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面临就业、社会保险、教育、住房等制度性社会排斥。调查显示,海南新生代农民工只有9.9%的人在城市中买房屋居住,而且主要依靠上一代人的支持,75.1%的新生代农民工自己租房或者住单位提供的宿舍。对于农民工而言,进入城市不是社会意义上的城市公民,而只是纯粹经济意义上的劳动力。

1.2 身份的迷失与困惑,不能真正融入城市生活

身份是社会成员在社会中的位置,指社会赋予某个人的属性,基本上可以被看做一个人是谁的标志。其核心内容包括特定的权利、义务、责任、社会认同和自我认同等,还包括该权利、义务、责任等合法化的理由。农民工作为一个社会人,一个社会群体,首先必须解决身份认同问题,即“我是谁?我们是谁?”对于第一代农民工而言,其“农民”的身份认同较高,但对于新生代农民工来说,这确实是一个较难回答的问题。新生代农民工包括城市新生代和农村新生代。城市新生代农民工从小跟着父母生活在城市,城市身份的认同较高,他们中的多数人拒不承认自己的“农民”身份;农村新生代农民工从学校毕业就到城市打工,对农村、农业及生活习惯很难认同,对自己到底是谁无法清楚地回答。调查中,70.2%的新生代农民工认为自己仍然是“农村人”,5.0%的农民工认为自己已是“城里人”,而有24.8%认为自己“既不是城里人也不是农村人”[3]。可见,新生代农民工在身份认同上存在着迷失和困惑。

新生代农民工从农村走向城市,他们向往美好的生活,渴望实现自己的价值;他们受教育程度高、职业期望值高、物质和精神享受要求高。但同工不同酬、同工不同权、同工不同福利保障等“二等公民”待遇使新生代农民工不能完全融入城市,高昂的生活成本、严格的户籍制度和冷漠的社会歧视不断粉碎着他们的城市梦。新生代农民工向往城市,却不能被城市所接纳,他们的根在农村,但对农村却越来越陌生,他们成了既不能融入城市又不愿回归农村的“边缘人”。

1.3 社会交往狭窄,缺乏情感支持

中国乡土社会的社会交往是以家庭为纽带的血缘和地缘关系网络。新生代农民工进城以后,还没有建立起以业缘关系为纽带的关系网络,他们的社会交往仍然局限于血缘和地缘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仍是城市生活的“陌生人”,与城里人的交往较少。关于“你日常生活交往的主要对象”的调查结果显示,大多数人的交往对象是工作伙伴(47.1%)和老乡(31.6%),选择与城里交往的不到10%;但当问到是

否愿意和城里人交往时,41.7%的人选择愿意,42.4%的人选择无所谓,只有15.9%的人选择不愿意[4]。

新生代农民工到城市打工,大部分只身一人,大多数未婚,缺少家庭温暖,情感上比较孤独,他们又大都在私营或外资企业工作,劳动时间长,劳动强度大,业余文化生活贫乏。对他们业余生活的调查表明,他们的休闲娱乐方式传统而简单,多是与老乡或工友“看电视、报纸,听广播”、“逛街”、“下棋、打牌”和“聊天、聚会”,至于时尚的休闲娱乐,对他们来说是一种奢望,只有2%和3%的人选择“旅游”和“去图书馆、电影院”,还有14.7%的人说自己“没有休闲活动”[2]。调查显示,企业对新生代农民工的人文关怀也较为缺乏:96.1%的人表示他们关心企业发展,但认为企业“不怎么关心”或“完全不关心”他们的达16.9%,认为管理者和普通员工之间关系不融洽的最主要原因是“管理者不关心职工疾苦”[2]。新生代农民工更渴望来自管理者的关怀和关注。

1.4 自身的缺陷与不足,向“上”流动困难

新生代农民工就其自身的文化程度来看,相对于第一代农民工是提高了,但他们毕竟只受过初中或高中教育,有技术的新生代农民工还是少数。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09年1.45亿外出务工农村劳动力中,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占76.5%,比第二次农业普查数据公报显示的农民工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占90.0%有小幅下降,但是51.1%的农民工从未接受过任何职业技能培训[5]。可见,新生代农民工的整体受教育水平还远远低于城市青年的受教育水平。在参与城市就业的竞争中,新生代农民工仍处于劣势,能实现较高期望的工作(工资高、待遇好)的人数并不多,大多数农民工仍重复着第一代农民工所从事的城里人不愿干的苦、脏、累的工作。较差的工作环境、较低的工资待遇、较强的劳动强度,这与新生代农民工所追求的轻松体面的工作、时髦的服装、时尚的休闲方式相差甚远。新生代农民工由于自身的缺陷与不足,在城市社会仍处于社会的底层,当他们意识到这种差距是因为自己的所造成的,并且自己又没有能力改变这种状况的时候,一种挫败感和失落感随之而生,这种情绪很容易转化为怨恨。

2 化解农民工社会情绪的对策及建议

怨恨感是压抑在农民工内心深处的一种负面的社会情绪,具有极大的社会危害性。因此,及时化解这种怨恨情绪对于社会稳定和谐发展非常重要。

2.1 创造职业技能培训机会,促进农民工向“上”流动

中国农民工群体占全国产业工人群体总数的50%以上,其中新生代农民工就有1亿多人。中国市场上实际不缺少工人,但缺少的是技术工人,新生代农民工中的技术工人更少。农民工所从事的职业大都是技术含量低的职业,工人的人均产值较低,劳动环境、生活环境和工资收入都较低,并且工作不稳定,流动性较大,所以要创造并加大农民工受教育和参加职业技能培训的机会,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知识和技能,增强其在市场上的竞争力,从而加大农民工向“上”流动的机会,最终消除其对社会的不满,化解心中的愤懑情绪。

近几年以来,国家有关部门采取了一系列的举措加强对农民工的培训,如“阳光工程”、“绿色证书工程”等,但这与农民工的实际需求还是有一定的距离。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培训应把握农民工群体自身的特点,遵循职业教育规律,依托相关部门、职业技术院校和企业用人单位。农民工的培训不是短期行为,而是一项长效的系统工程,要以提高农民工的素质为目的,实施职业技能培训—岗前培训—用工上岗—岗后培训的终身培训的良性有序循环机制。

2.2 提升农民工的社会政治地位,加强对农民工的人文关怀

2010年全国总工会在《关于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研究报告》中明确指出:“大力提高农民工的社会政治地位,加大对新生代农民工的人文关怀。”[1]只有提升农民工的政治参与热情和机会,才能提升其社会地位。比如适当增加在全国、省、市等各级党代会、会和政协及企业职工大会上农民工代表出席或列席的代表比例,使更多的农民工有参政议政的资格。媒体应加大对农民工成功的正面报道,树立农民工先进典型,在全国、省、市级劳动模范、文明道德标兵、优秀外来务工人员的评选活动中,增加农民工的比例。先进人物可以在政治、经济及其他方面得到关怀和帮助。正面典型的示范作用,可以让更多的农民工明白,只要努力,就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可以获得成功。

2.3 完善农民工的权益保障制度,切实保障其合法权益

继续完善农民工权益保障相关的法律法规,切实依法保障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其中最主要的是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一是改善农民工的就业环境。就业是民生之本,应为农民工提供公平的就业环境和就业服务,公平地对待农民工和城市待就业青年群体,取消农民工就业的歧视性障碍。如通过媒体为农民工提供就业的相关信息,有组织地召开针对农民工的免费招聘会,免收农民工求职的中介费用,避免农民工求职的盲目性。二是保障农民工按时足额领到劳动报酬,继续开展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的整治工作,对拖欠农民工工资数额巨大、情节恶劣的行为,可以制定相关法律,依法追究欠薪人或企业的法律责任。三是继续加大对农民工的社会保障,特别是涉及工伤和大病问题,让企业农民工逐步参加工伤保险,同时扩大农民工参加医疗保险和大病医疗统筹的范围,以此降低农民工的工作和生存风险,免除其后顾之忧。再者,现在农村的养老保险正在逐渐普及,可以逐步实现跨省市、跨地区、跨城乡的养老保险金转移,提高农民工参加养老保险的积极性。

2.4 发挥社团组织的功能和作用,加大社会情感的支持力度

农民工在企业可申请加入党、团组织,也可加入工会组织,得到组织的关怀和帮助。社团组织如工会、团组织、党组织等能够产生凝聚力和向心力,让更多的农民工参加到社团组织中来,可以扩大农民工的社交范围,消除其孤独感,使其成为组织中的成员,满足其归属感的需要。同时也可以通过组织如工会对新生代农民工进行心理疏导,缓解其工作、生活和社会压力。另外,也可通过工会及妇联关注农民工的婚恋问题,满足他们对家的归属感的需要。再者,可以结合农民工自身文化素质和特点开展丰富多彩的、适宜的文化娱乐活动,培养其生活情趣,丰富他们的业余

生活。

参考文献:

[1] 中华全国总工会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课题组. 关于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研究报告[EB/OL]. http://www.chinanews.com/gn/news/2010/06-21/2353235.shtml. 2010-06-21.

[2] 中华全国总工会调查报告.青年农民工六大问题亟待破解[N].中国青年报,2011-02-21(1).

[3] 邓秀华.“新生代”农民工的政治参与问题研究[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1):15-20.

[4] 徐新林.新生代农民工城市生存处境的非传统挑战及社会调适[J]. 理论导刊,2010(8):63-66.

[5] 国家统计局.2009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EB/OL]. www.stats.gov.cn/tjfx/fxbg/t20100319_402628281.htm. 2010-0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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