态度决定高度——论苏轼的官场成败
张靓静
【摘 要】Chinese Literati are invariably pursuing position and occupation influenced by Confucianism,yet most who withstand frustrations should be assigned to losers.The greater reputation and frustration,higher achievement,and the reasons are provocative for us.SU Shi is one representative of these literati.As is seen from SU Shi＇s own poems and description for him in various literary words,being unconventional and broad-minded,Straight forwardness,contempt of fame and fortune which are key to his failure in official career,but also a key factor of his success in literary world.%中国文人,受儒家思想影响,无不汲汲于功名,但大多历尽挫折,只能划归失败者之列,而且名气愈大,挫折愈深,同时挫折越大,成就越高,其原因令人深思。苏轼就是这些人中的代表。从苏轼本人的诗文和各种文学作品对苏轼的描述来看,苏轼超脱旷达、率性无拘、蔑视功名,这种性格和态度是他仕途失败的关键所在,也是他在文坛上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 【期刊名称】《商丘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年(卷),期】2011(010)004 【总页数】2页(P81-82) 【关键词】苏轼;仕途;态度;成败 【作 者】张靓静
【作者单位】商丘职业技术学院,河南商丘476000
【正文语种】中 文 【中图分类】I206
苏轼的仕途，极为坎坷，他二十出头就考中了进士，可谓少年早达，偏偏没过多久就碰上了王安石变法，因政见不同遭了黑手，弄出一个“乌台诗案”来，被捕时“顷刻之间，拉一太守，如驱鸡犬”[1]56，狼狈不堪。幸好宋代的远没有清王朝严厉，这才保全了性命。好不容易旧党重新上台，却又因新法中的免役法和旧法中的差役法孰好孰坏与旧党领袖司马光发生了争执，不得不自请外调。晚年时更是被贬到惠州、琼州等地，按苏辙《东坡先生墓志铭》记载，苏轼在海南时“食饮不具，药石无有”“食芋饮水”，连借官屋以避风雨都不得许可，当真是历尽艰辛。
相较于苏轼的一波三折，同为大文学家的司马光、欧阳修、王安石等人则要幸运得多，都曾身居高位。要知道，宋代是一个极为重文轻武的朝代，真宗皇帝曾亲自写《劝学诗》：“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颜如玉。”以财帛美人相诱，可见是鼓励学有所成的文人出来做官的。而继任的几任皇帝也都是文学爱好者。在那个年代，才华越高，在仕途上走得就会越顺利。
但偏偏苏轼就是一个例外。苏轼的文才自然是没的说，那么，是才干不足？还是像柳三变一样不受皇帝待见？答案是否定的。有宋一朝，苏轼名声极大。他刚刚出山，就被韩琦等老臣视为“远大之器”“他日自当为天下用”[1]10，韩琦甚至在苏轼兄弟参加制举前公开放言：“二苏在此，而诸人亦敢与之较试何也？”，害的很多人都不敢参与考试[1]7。宋仁宗也对他期望很高，《耆旧续闻》中记载：乌台诗案里，曹太后曾经替苏轼向神宗皇帝求情，其理由就是苏轼是仁宗皇帝留给子孙的“太平宰相”，杀之便会辜负仁宗皇帝之意；到了英宗皇帝时，由于英宗在潜邸时就仰慕苏轼的才学，因此希望援引李太白故事，直接提拔苏轼做翰林学士；就连一
手制造了乌台诗案的神宗皇帝，也对苏轼甚为喜爱，评价极高。陈岩肖《庚溪诗话》上记载神宗曾问近臣，苏轼可与哪位古人相比？近臣对：“唐李白文才颇同。”神宗却回答说：“不然，白有轼之才，无轼之学。”认为李白及不上苏轼的深厚学养。大约也正因此，在乌台诗案时，面对铺天盖地针对苏轼而来的诬陷和，神宗才会发出“人才实难，不忍终弃”的叹息，苏轼也得以逃过一劫[1]60。
论政治才干，苏轼和李白不同，正如神宗皇帝所说，“白有轼之才，无轼之学”，在政治上亦是如此。李白有着远大的理想和过人的才学，但这不代表他就真的有“安社稷，济苍生”的能力，他“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的抱负更多的是为了彰显自己，因此一旦得志便是“仰天大笑出门去”，失意时则郁愤难平、自怜自伤，“我本不弃世，世人自弃我”“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无法保持平和的心态。而对于苏轼的政治才能，史料上却是颇多记载。苏轼一生中担任过很多官职，职位有高有低，时间有长有短，但每任一职，他都能把公务处理的井井有条。在苏辙为其所作的墓志铭中，就列举了苏轼的多项政绩：如初入仕途便“尽心其职”，使得“老吏畏服”；王安石变法时，因与苏轼意见相左，就让苏轼“摄开封推官，意以多事困之”，免得他跳出来提反对意见，而“公决断精敏，声闻益远。”随即，在王安石的授意下，御史们开始寻找苏轼的过错，却是“穷治无所得”；在杭州清理西湖，修建苏堤，造福一方百姓；密州用计平叛；徐州发水时，以身作则，坚守城池；元佑年间初回庙堂，便化解了司马光和章惇两大执政的矛盾，对此，宰相蔡持正大加赞赏，称“朝中无出公右者”；定州治军也获得了不菲的成绩。 这样的苏轼，几乎是完美的，他的才华和才干都是有目共睹，于是在元祐五年，宋代著名的史学家、哲宗皇帝的侍讲范祖禹向朝廷上奏章推荐苏轼入内阁：“今尚书缺官，陛下如欲用轼，何所不可？”但苏轼就是没有能够进入内阁，对此，范祖禹迷惑不解：“今有一苏轼而不能用，不知更求何者为才也。”[1]105
其实，苏轼之所以不能入阁，除去朝廷的昏庸，新旧两党的倾轧等外在因素之外，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他“但优游卒岁”[3]184的态度。
态度决定高度，在苏轼心中，舒心快乐远远高过了官场是非，抱着这种心态踏入官场，结局是可想而知的。而这种态度在苏轼身上最明显的体现，就是他的“性不忍事”，口无遮拦。众所周知，与苏轼的文学同样出名的，大概就是他的好骂了，连他的侍妾朝云都说“学士一肚皮不合时宜”[2]84。不合时宜倒也罢了，本来在封建社会，不合理的事情多了去了，偏偏对老百姓的思想控制又极为严格，因此大部分人也只能是腹诽而已。但苏轼是不同的，他就是一个水晶做的透明人，任何污浊都容不下，“孤月此心明”[4]99，明知道有些话说出来或者写出来要得罪人，但他就是不吐不快。他的结发妻子王弗就是因为深知苏轼性情，这才经常躲在屏风后面，偷听他和客人谈话，防止他无意中得罪人而不自知。苏轼的一生中，因为图一时之快而惹祸的事情时有发生，有几次甚至影响到了他的仕途。如有一次苏轼与司马光因政见不合产生了争执，司马光发怒，苏轼就说：“昔韩魏公（韩琦）刺陕西义勇，公为谏官，争之甚力，魏公不乐，公亦不顾，轼昔闻公道其详。岂今日作相，不许轼尽言耶？”以当年司马光自己也曾经直言进谏为例，噎得司马光有苦难言，只能装大度一笑了之，过后却“有逐公意矣”[5]224。对于自己的这个缺点，苏轼也很有自知之明，却没有悔改之意，他自称：“言发于心而冲于口，吐之则逆人，茹之则逆余。以为宁逆人也，故卒吐之。”[2]71他对文学写作的爱好更是胜过了一切，虽多次因诗受难，却仍旧乐此不疲。乌台诗案中，苏轼出狱时刚刚“出门旋觉风吹面”，马上就写诗“却对酒杯浑是梦，试拈诗笔已如神。”做完此诗，苏轼自己也后悔，“私自骂曰：‘犹不改也！’”[1]57却终究改不了，接下来的黄州四年，反倒成了他的创作高峰期。
虽然苏轼自称“性不忍事”，遇到看不惯的事情更是要大发议论，“如食中有蝇，吐之乃已”[1]78，完全没有办法控制自己，但以他的聪明，又怎么会不知道趋吉避凶？归根究底，还是他自始至终都对名利持有一种不在意的态度。这一点，早在
他的前期词作《沁园春·密州早行马上寄子由》中就有所体现。
这首词作于苏轼从杭州通判调往密州知州的路上，当是时，新旧党争正趋于白热化，连新党领袖王安石都被罢相贬往江宁，在仕途上起伏不定，苏轼本人更是为躲避新政只敢在朝廷外围打转。这对于一个怀有“致君尧舜”的人生理想并且有能力去实现这个理想的人来说，本应该是一件很难接受的事，但苏轼刚刚感慨两句，就立刻自我开解说，只要身体健康就够了，悠悠闲闲地生活不好吗，又何必非要卷进是非圈子里呢？虽是无奈中的自我安慰，却也从另一个方面反映出苏轼的人生价值取向。 中国文人，受孔老夫子、孟老夫子影响，都讲究个“学而优则仕”“达则兼济天下”。能像苏轼这样超脱物外的，寥寥无几。当然，苏轼并非无欲无求的圣人，也曾“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也曾羡慕过周郎“羽扇纶巾，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的传奇，并因为一事无成而“早生华发”，但更多时候，对于深陷新旧党争泥潭的苏轼来说，功名利禄反倒是沉重的枷锁。于是我们常常看到一个不快乐的苏轼：“世路无穷，劳生有限，似此区区长鲜欢”[3]184、“此身如传舍，何处是吾乡”[3]156、“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3]157。对于自己深陷名利场，身不由己的处境疲惫又无奈，并因此引发了人生如梦的感慨：“笑劳生一梦”[3]179、“休言万事转头空，未转头时皆梦”[3]141、“万事到头都是梦，休休，明日黄花蝶也愁”[3]149。
苏轼的思想，受儒、释、道三家影响，既有儒家的用世之志，也有释、道两家的出世精神，因此当他发现儒家所提倡的经世济民无法实现，甚至连自己都要被拖入政治漩涡后，将“袖手何妨闲处看”当做了自己的行为准则，选择了置身事外，准确的说，是置身世事之外。被诬陷下狱，历经生死之后，更是看淡名利，作《临江仙》云：“夜阑风静彀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馀生。”直接就是想要做隐士了。 “袖手何妨闲处看”，让自己闲闲的立于名利网之外，这让苏轼跌了不知多少个跟头。但也正是在这种心态的影响下，苏轼才能在贬往黄州时安安心心地垦荒，还能
在窘迫的生活中，自己给自己寻乐子，就连当时富者不屑吃的猪肉都被他吃出了美味：“慢着火，少着水，火候足时他自美。每日起来打一碗，饱得自家君莫管”[1]43；才能在惠州时“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才能在漂洋过海之后，食芋饮水的境况下与幼子苏过过着著书为乐的日子。同样，也正是在这种心态的影响下，苏轼的文学成就一日千里：“东坡文章，至黄州后人莫能及，唯黄鲁直诗时可以抗衡。晚年过海，则虽鲁直亦瞠乎其后矣。或谓东坡过海虽为不幸，乃鲁直之大不幸也。”[2]84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苏轼的仕途是失败的，但有失方有得，苏轼失去的是百年的繁华，得到的却是万古的功业。就仕途而言，苏轼以文章始，而以文章终。就如《清波诗话》中记载的，押解苏轼流放岭南的使者所说：“学士始以文章得，终以文章失。”但在文坛上，他却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作为一代文豪，他同时登上了宋代文学美学的最高峰，给我们留下了无比的精神财富，带给我们精神享受的同时，也用他那进退自如、超然物外的人生态度潜移默化的陶冶着我们的心灵，成为世间最最独特的存在。
【相关文献】
[1]颜中其.苏东坡轶事汇编[M].湖南：岳麓书社，1984.
[2]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第三卷）[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3]羊春秋.宋十大名家词[M].湖南：岳麓书社，1992.
[4]金性尧.宋诗三百首[M].陕西：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5]朱东润.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