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熟人文历史

1、仲雍

仲雍（生卒年不详），吴国第二代君主。又称虞仲、吴仲、孰哉。商末周族领袖古公亶父（后称周太王）之次子。古公亶父生有三子，钟爱幼子季历之子昌（后称周文王），意欲传位于季历后立昌，

仲雍与兄太伯体父意，主动避位，从渭水之滨（今陕西岐山之地）来到今无锡、常熟一带，断发文身，与民并耕，当地人民拥戴太伯为勾吴之主。大伯身后无子，仲雍继位。仲雍死后，葬于虞山，其子季简即位。今江苏常熟市虞山东麓有仲雍墓。

仲雍为何又称“虞仲”

以上资料，常熟地方志广有记载，为常熟人所熟知。这里，有一个问题却始终令人疑惑不解：仲雍为什么又称“虞仲”。

仲雍又称“虞仲”，不仅常熟地方志上有，而且许多的古籍上都有记载，如《史记·微子篇》曰：“虞仲、夷逸，隐居放言，身中清，废中权……”（据汉代班固认为，孔子在这里所说的虞仲就是仲雍）。众所周知，仲雍姓姬，“虞”不会是仲雍的姓。据古籍载，仲雍的曾孙有一个叫虞仲，《史记·吴太伯世家》载明吴之世次为：泰伯嗣位于仲雍，仲雍生季简，季简生叔达，叔达生周章。周章的弟弟被武王封国于周之北夏墟——虞（今山西省运城县附近），故称“虞仲”。仲雍的曾孙叫虞仲，仲雍本人为什么也称虞仲呢？距今七百多年前的南宋著名文人范成大曾思索过这个问题，并在他的巨著《吴郡志》中作过考释，他的意见是：仲雍是周章弟虞仲的始祖，而虞仲被武王封国于虞，后代人把虞仲的封国“虞”的名称冠于他的始祖仲雍之前，所以仲雍又称虞仲。这个考释，庶几解决了仲雍何以又称“虞仲”的疑案，可以说找到了解释这个问题的一种颇为妥善的办法。

虞仲，《史记》：“武王封周章弟虞仲于周之北夏墟，是为虞仲”。《史记正义》引《周本纪》云：“古公有长子曰太伯，次曰虞仲”。《左传》云：“太伯、虞仲，文王之昭”。按，周章弟亦称虞，当时周章弟名仲，初封于虞，号曰虞仲。然太伯弟仲雍，又称虞仲者，当时周章弟封于虞，仲雍是其始祖，后代人以国配仲，故又号始祖为虞仲。（见《吴郡志》卷四十八《考证》）

常熟古称琴川、海虞，因年年丰收而得名“常熟”。

常熟名胜，首推虞山。

虞山之名，因为仲雍。

仲雍又名虞仲、吴仲、孰哉，是商末周族领袖、周太王古公亶父的次子。

《吴地记》载：“仲雍、周章并葬山东岭上”。

吴人为了纪念仲雍，就把仲雍的殡葬之地乌目山改称虞山。

仲雍墓位于虞山东山岭，迄今已三千余年，是常熟有历史考证的最早古墓。

其墓在虞山公园的山脉右侧，一般就是风水所谓的“白虎”。

但在其后其一高峰，称为“玄武”，左右虽然没有明显的青龙白虎，但是有平地与树林防护，按古代理论也算是“风水”的中等以上了

仲雍墓依山而建，墓门石坊，面临北门大街。

墓前有石牌坊，正面刻“敕建先贤仲雍墓门”，背面刻“清权坊”，坊旁稍后为清权寺。

二道坊在山坡上，刻有“南国友恭”、“让国同心”两额。

三道坊在山腰间，有石刻对联“一时逊国难为弟，干载名山还属虞”。

墓前有四块石碑，为明清时补立，

正中一块为明崇祯巡按御史路正飞所立“商逸民虞仲之墓”，成为虞山最早的古迹之一，凭吊之人于今不绝。

夏禹之前，君位实行禅让制，唐尧传位于虞舜，虞舜传位于夏禹，“天下为公，惟有德者居之，有能者治之”，于是便出现了许多有自知之明的谦谦君子。可惜这种谦让之风让夏禹的儿子夏启破坏了，夏禹年老时，曾举伯益为继承者。禹死，夏启却夺伯益之位自立，开始了我国历史上的奴隶制时代。

“天下”从此成了一家之私的囊中物。天下也就从此变成了“惟有力者居之”的家天下。为了争夺天下和保全天下，上演了多少阴谋诡计，倒腾出多少金戈铁马，卷扬起多少腥风血雨。异姓别族自然兵戈相向，就是同姓骨肉也是煮豆燃箕，直至父子成仇、叔侄相残。

明初，建文帝就被他的叔父燕王朱棣赶出南京城，逃亡途中曾写下《题泰伯墓东壁》的感慨：

远隐停骑泰伯乡，仰瞻墓宇法先王；

避荆不为君臣义，采药能全父子纲。

八百周基无足贵，千秋俎豆有余香；

深惭今日争天下，遗笑句吴至德邦。

吴人纪念泰伯、仲雍，却是因为他们是开发江南，传播南北文化，开创吴国历史的始祖。

开挖了我国历史上的第一条“人工运河”——伯渎港

“吴地桑叶绿，吴蚕已三眠”，造就了江南的鱼米之乡。

他们还“以石为纸、以炭为笔、以歌为教”，传播和发展中原文化。

后世闻名的吴歌，就是周族的诗歌和当地原有的蛮歌、土谣的结合，六朝《陈书》云：“讴歌所往……自求于泰伯者矣”。

为了防御中原候王的侵犯，泰伯率领民众在荆村、蛮巷一带筑起吴城，形成了江南第一个国家雏形的“句吴”国。周灭商后，封仲雍曾孙周章为吴君，始建吴国，而后代代相传，于是才有了后来的吴越争霸和吴姓后代，锦绣江南渐形于世。

至春秋后期，吴国国力始强，公元前506年吴王阖闾一度攻破楚国。

《越绝书》说：“周之世，武王封太伯于吴，至夫差，计二十六世，且千岁。阖闾之时，大霸”

传到阖闾的孙子夫差时，又战胜越国，迫使越王勾践屈服求和，并北上与晋争霸。

“伍员吹萧乞吴市”、“专诸刺王僚”、“孙子深宫练女兵”、“要离独臂刺庆忌”、“伍子胥筑阖闾城”等名闻中外的历史事件，生动地记载了勾吴立国之后的强盛壮大。

中国有句古话，数典不能忘宗，饮水更须思源，吴人不忘所自

乃有“三让皇位吴泰伯，开化荆蛮种庄稼；兴修水利凿伯渎，立国‘句吴’安天下”的称颂

百世至今，不仅墓前香火不绝，民间犹有许多纪念他们的的节庆和习俗世代沿袭，是可谓虞山圣迹了。

2、言偃 (前506--前443 )

言偃出生于吴地，成年后到鲁国就学于孔子，从言偃比孔子年轻四十五岁来看，他当是孔子晚年的学生。孔子有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言偃即为七十二贤人之一。

言偃，字子游，又称叔氏。春秋时常熟人。孔门72贤弟子中唯一南方弟子。擅文学，曾任鲁国武城宰，阐扬孔子学说，用礼乐教育士民，境内到处有弦歌之声，为孔子所称赞。孔子曾云：\"吾门有偃，吾道其南。\"意即我门下有了言偃，我的学说才得以在南方传播。故言偃被誉为“南方夫子”。后人配祀孔庙，称“十哲人第九人”。唐以后多次追封。明嘉靖时改称“先贤言子”。清康熙时设置五经博士一员，由言偃后裔世袭。今虞山镇言子巷有言子故宅，虞山东岭有言子墓，学前街有言子专祠，州塘畔有言子故里亭。

人物故事

据《论语》、《礼记》等载，言偃在孔子处学习十分勤奋，遇到疑难问题常向孔子请教；孔子也视言偃为他所满意的及门弟子之一，曾向言偃描绘过他心中的理想社会的美境。一次，言偃陪孔子参加腊祭（十二月时猎禽兽岁终祭先祖的一种活动），祭祀仪式结束后，两人走到宗庙外面高大的建筑物旁边，孔子仰天长叹。言偃觉得十分奇怪，就问道：老师为什么叹气？孔子说：我没有赶上大道实行的时代和三代（夏、商、周）英明人主当政的时代，可心里总是很向往啊！接着他滔滔不绝地向言偃描述了\"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的大同社会的景象。这在言偃的脑海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言偃后来在鲁国当武城宰时，遵照师训，以礼乐教化人民，做出了成绩。一次，孔子来到武城，听到了处处有弦歌之声，于是微笑着对迎接他的言偃说：\"割鸡焉用牛刀？\"意为治理这个地方还用得着小题大做，以礼乐来教育吗。言偃恭敬地回答说：以前老师曾教导我，做官的学习了就会有仁爱之心，老百姓学习了就容易听指挥，听使唤，教育总是有用的啊！学生的回答使老师十分满意。孔子对随同他一起来的学生说，言偃的话是正确的，我刚才那话不过是与他开个玩笑罢了。这说明言偃对孔子的思想，不仅能深刻理解，而且做到了身体力行。接着，孔子又问言偃道：你在这里得到什么人才没有?言偃回答说：有一个叫澹台灭明的人，走路不抄小道，不是公事从不到我屋里来。言下之意是此人行为端正，不对上司拍马奉承，是可以重用的一个人才。这说明言偃很能识别人才，当了官以后，不是专喜听恭维话的。

后世封号

言偃死后得到后人的崇敬，累世不绝。唐代开元八年（720年）他被列为十哲之列进入孔庙而受到人们的祭祀。十九年以后，即唐开元二十七年（739年），他被迫封为号侯。北宋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又被封为丹阳公。南宋咸淳二年（1266年）被封为吴公。元代大德年间，被封为吴国公。明嘉靖年间，被封为先贤言子。清代承袭明代的封号。康

熙五十一年（1712年）朝廷批准在言偃后裔中设五经博士一员，世代承袭，用以奉祀先贤。清代几个皇帝南巡，先后派大臣到常熟言偃墓致祭，并赠送御笔题的匾额。

言子墓

言偃墓位于虞山东麓，依山而建，气势雄伟。墓系一高大的封土堆，现在所存的基道由三座牌坊和一个石亭组成。第一座牌坊面临北门大街，上书\"言子墓道\"四个大字。入内有\"影娥池\"，上架石拱桥一文学桥。过桥拾级而上是半山亭，亭内有匾，上有康熙题词\"文开吴会\"（吴郡与会稽郡)。再上行数十步为三道牌坊，横额石刻\"南方夫子\"四个大字。言子墓就在坊后。墓的附属建筑有罗城、祭台、飨堂等。墓道始建年月已无考，据文献记载，在汉武帝时，言偃的十七世孙言成大始修缮祖墓。至南宋端平三年（1236年）常熟县令王？明令昭示保护言子墓，后经历次修缮，现存建筑多为清代所建。现属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其他遗迹

有关言子的古迹，常熟城内还有数处。如东言子巷有言子故居，房屋为清代后期修建。第三进 场上有《言子故宅记》石刻，第四进有言子像、碑亭。故居中还有墨井一口，又名言公井，它是宅中仅存的言子遗迹，已历二千多年。井旁有湖石一块，上刻隶书\"墨井\"两字。据载，并原深十丈，阔三丈，水黑而味甘。但今天已同普通水井无异。井旁原有洗衣石一块，周三尺，但已不知所终。东言子巷口有言子桥和文学桥。学前街文庙东侧有言子专祠，现已修茸一新。大东门外有言港桥。城南五公里处州塘桥东岸有言子故里碑亭，亭广一丈三尺余。亭内有\"邑里崇名迹\"，东南钟大贤\"石刻对联。上述这些古迹，今天尚能看到。还有的古迹则仅留遗迹了。它们是：书院弄有文学书院（后改名虞山书院）。据载，书院颇具规模，中有学道堂，西有言子祠、弦歌楼，西北为射圃，前为渊源池、知津桥等；河东街原有言氏家庙。内有门楼、正殿，弦歌楼，并有专门收藏祭器、遗书的后楼；南门

大街有言子阙里坊。这些古迹，我们今天只能从文监察院记载或图画中想象当年的情形了。

记载

言子的言行散见于《论语》、 《孟子》 、《礼记》、 《史记》等。宋代邑令王？辑《言子》二卷，后失传。明代侯先春辑《文学录》，邑令耿桔为之作注，但并未付印。至清代，言偃后裔言如泗搜讨遗佚，编纂成《文学录》三卷。今有木刻本流传于。

后世影响

言偃为上海市奉贤县所崇尚，以为是其故乡，奉贤的得名就是来自言偃。据说二千多 年前的先秦时期，被后世尊为圣贤的孔子办学兴儒，其弟子言偃学成后，辞官归学。相传公元前444年，言偃来到东海之滨开设学馆，不但教授弟子学文习字，更以儒学的礼仪教人育德。在言偃的倡导下，海隅处处可闻礼乐之声，言偃也被海隅百姓尊为“贤人”。为纪念这位毕生致力于传学兴礼的贤人，后人将县名取为“奉贤”，建造了“言子祠”，以表达怀念之情，更彰显后人以言偃为楷模，崇尚“敬奉贤人，见贤思齐”的民风。 如今“敬贤、学贤、齐贤”已然成为奉贤市民的行为准则。

3、张旭

唐代书法家张旭，字伯高，与李白、贺知章等人共列饮中八仙之一。唐文宗曾下诏，以李白诗歌、裴旻剑舞、张旭草书为“三绝”。又工诗，与贺知章、张若虚、包融号称“吴中四士”。传世书迹有《肚痛帖》、《古诗四帖》等。

张旭，字伯高，一字季明，吴郡（江苏苏州）人。初仕为常熟尉，后官至金吾长史，

人称“张长史”。其母陆氏为初唐书家陆柬之的侄女，即虞世南的外孙女。陆氏世代以书传业，有称于史。张旭为人洒脱不羁，豁达大度，卓尔不群，才华横溢，学识渊博。与李白、贺知章相友善，杜甫将他三人列入“饮中八仙”。是一位极有个性的草书大家，因他常喝得大醉，就呼叫狂走，然后落笔成书，甚至以头发蘸墨书写，故又有“张颠”的雅称。后怀素继承和发展了其笔法，也以草书得名，并称“颠张醉素”。 张旭性格豪放，嗜好饮酒，常在大醉后手舞足蹈，然后回到桌前，提笔落墨，一挥而就。有人说他粗鲁，给他取了个张癫的雅号。其实他很细心，他认为在日常生活中所触到的事物，都能启发写字。偶有所获，即熔冶于自己的书法中。当时人们只要得到他的片纸支字，都视若珍品，世袭真藏。那时候，张旭有个邻居，家境贫困，听说张旭性情慷慨，就写信给张旭，希望得到他的资助。张旭非常同情邻人，便在信中说道:您只要说这信是张旭写的，要价可上百金。邻人将信照着他的话上街售卖，果然不到半日就被争购一空。邻人高兴地回到家，并向张旭致万分的感谢。字伯高，一字季明，吴郡（江苏苏州）人。初仕为常熟尉，后官至金吾长史，人称“张长史”。其母陆氏为初唐书家陆柬之的侄女，即虞世南的外孙女。陆氏世代以书传业，有称于史。

张旭为人洒脱不羁，豁达大度，卓尔不群，才华横溢，学识渊博。与李白、贺知章相友善，杜甫将他三人列入“饮中八仙”。是一位极有个性的草书大家，因他常喝得大醉，就呼叫狂走，然后落笔成书，甚至以头发蘸墨书写，故又有“张颠”的雅称。后怀素继承和发展了其笔法，也以草书得名，并称“颠张醉素”。 张旭性格豪放，嗜好饮酒，常在大醉后手舞足蹈，然后回到桌前，提笔落墨，一挥而就。有人说他粗鲁，给他取了个张癫的雅号。其实他很细心，他认为在日常生活中所触到的事物，都能启发写字。偶有所获，即熔冶于自己的书法中。当时人们只要得到他的片纸支字，都视若珍品，世袭真藏。那时候，张旭有个邻居，家境贫困，听说张旭性情慷慨，就写信给张旭，希望得到他的资助。张旭非常同情邻人，便在信中说道:您只要说这信是张旭写的，要价可上百金。邻人将信照着他的话上街售卖，果然不到半日就被争购一空。邻人高兴地回到家，并向张旭致万分的

感谢。

张旭的书法，始化于张芝、二王一路，以草书成就最高。史称“草圣”。他自己以继承“二王”传统为自豪，字字有法，另一方面又效法张芝草书之艺，创造出潇洒磊落，变幻莫测的狂草来，其状惊世骇俗。相传他见公主与担夫争道，又闻鼓吹而得笔法之意；在河南邺县时爱看公孙大娘舞西河剑器，并因此而得草书之神。颜真卿曾两度辞官向他请教笔法。张旭是一位纯粹的艺术家，他把满腔情感倾注在点画之间，旁若无人，如醉如痴，如癫如狂。唐韩愈《送高闲上人序》中赞之：“喜怒、窘穷、忧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无聊、不平，有动于心，必于草书焉发之。观于物，见山水崖谷、鸟兽虫鱼、草木之花实、日月列星、风雨水火、雷霆霹雳、歌舞战斗、天地事物之变，可喜可愕，一寓于书，故旭之书，变动犹鬼神，不可端倪，以此终其身而名后世。”这是一位真正的艺术家对艺术的执着的真实写照。难怪后人论及唐人书法，对欧、虞、褚、颜、柳、素等均有褒贬，唯对张旭无不赞叹不已，这是艺术史上绝无仅有的。

4、周虎（1170～1231）

周虎，字叔子，原籍临淮（今属安徽省）人，宋钦宗赵桓靖康年间（1126～1127）徙居平江府常熟（今江苏省常熟市）。能诗文，善写大字，并习武艺，因兼通文武。南宋庆元二年（1196年），举武科第一，曾出使鑫国为副使，后任和州守。开禧二年（1206年），金兵会攻和州。时城中守兵不足2000人，有人提议退兵保江面。周激励将士，誓死守城。一月中作战34次，杀金兵帅石龙批并将领十数，金兵受重创败退，由此与宋议和，江淮一带得以安定。周虎殁后，赐谥\"忠惠\"，墓在虞山西麓山居湾。

苏州周武状元巷

原在苏州城内景德路东端南侧，雍熙寺东。巷口有周武状元牌坊。周武状元，即周虎，字叔子，常熟县人，宋宁宗庆元二年考中状元，授殿司步军同正将，任和州知州，在金兵侵犯和州时，周虎誓死守城一个月，激战三十余次，杀死敌将十余名，使金兵败退而去，周虎誓死守城，成为抗金名将，受到朝廷褒奖。退官后归居苏州，住在今雍熙寺弄之东，为褒扬周虎，苏州郡守在郡庙前建立“武状元坊”，据史籍称，此处原为三国时期周瑜故居，称“周将军巷”，宋咸淳元年，赐额改为“周武状元巷”，巷名由此而来。

5、黄公望

黄公望（1269～1354）中国元代画家，书法家，元四家之一引。本姓陆,名坚,汉族，平江常熟人氏;后过继永嘉黄氏为义子,因改姓名,字子久,号一峰，后入 “全真教”,又叫大痴

道人等。

黄公望家住常熟子游巷，由于幼年父母双亡，家庭贫困，十岁左右的时候，就给寓居在虞山小山头的浙江永嘉人黄乐为养子。据传说，当时黄乐年已九十岁，看到他是一个聪明伶俐的孩子，喜出望外地说：“黄公望子久矣!”从此，陆坚便改姓换名为黄公望，字子久。关于他名与字的来历，颇有趣味。因黄公望父亲得子后，友人来贺，说：“黄公望子久矣！”，因而黄父为其取名作“公望”，字子久，江苏常熟人。他的《山居图》虽自题落款为“大痴道人平阳黄公望”，但叶落归根，其墓位于常熟西门外虞山脚下。曾做过小吏，因受累入狱，出狱后隐居江湖，入道教全真派。工书法，善诗词、散曲，颇有成就，50岁后始画山水，师法赵孟頫、董源、巨然、荆浩、关仝、李成等，晚年大变其法，自成一家。其画注重师法造化，常携带纸笔描绘虞山、三泖、九峰、富春江等地的自然胜景。以书法中的草籀笔法入画，有水墨、浅绛两种面貌，笔墨简远逸迈，风格苍劲高旷，气势雄秀。

主要作品

黄公望的绘画在元末明清及近代影响极大，画史将他与吴镇、倪瓒、王蒙合称元四家。著《山水诀》，阐述画理、画法及布局、意境等。有《富春山居图》、《九峰雪霁图》、《丹崖玉树图》、《天池石壁图》、《溪山雨意图》、《剡溪访戴图》、《富春大岭图》等传世。黄公望的山水画，很多创作于70岁以后，在富春江畔创作的《富春山居图》，长636.9厘米，高33厘米，用水墨技法描绘中国南方富春江一带的秋天景色。在构思时，他跑遍了春江两岸，用六、七年时间才画成，画面表现出秀润淡雅的风貌，气度不凡。他在创作风格上主张学习前人，并提出见到好山好水就随时写生，不被动绘画创作。 作为地位显赫的富贵文人画家，王原祁更关注纯真的绘画语言，他\"为艺术而艺术\"的迷狂心态，值得后人学习。

黄公望是元代大画家，年轻时做过地方小官，先是任书吏，后来，大约是45岁左右时，在一个叫做张闾的官僚手下做过椽吏，后因张闾犯了官司，黄公望遭诬陷，蒙冤入狱。出狱后，不再问政事，遂放浪形骸，游走于江湖。一度曾以卖卜为生。后参加了主张儒、释、道三教合一的全真教，更加看破红尘。由于长期浪迹山川，开始对江河山川发生了兴趣。为了领略山川的情韵，他居常熟虞山时，经常观察虞山的朝暮变幻的奇丽景色，得之于心，运之于笔。他的一些山水画素材，就来自于这些山林胜处。他居松江时，观察山水更是到了如痴如醉的地步，有时终日在山中***，废寝忘食。 在他居富春江时，身上总是带着皮囊，内置画具，每见山中胜景，必取具展纸，摹写下来。富春江北有大岭山，公望晚年曾隐居于此，他以大岭山为师，曾画有《富春大岭图》。纸本，水墨，纵33厘米，横636.9厘米，开始创稿于至正七年（1347年），时断时续，历经数年，至正十年，他83岁，为此图作题时，尚未最后竣稿。此图描绘富春江两岸初秋景色，坡陀起伏，林峦深秀，笔墨纷披，苍茫简远（见彩图《富春山居图》（部分元）），是黄公望水墨山水画中的杰作。明代邹之麟题跋中，将此图与王羲之《兰亭序》相媲美。 元惠宗至正七年(1347)，黄公望准备画一幅富春山全图，此时黄公望已是近八十岁的老人了，前后经历三四年的经营，始

告完成。此图描写富春江两岸秋景，笔法上取董、巨，又自出新意，多用披麻皴，干笔皴擦，丛树平林多用横点，林峦浑秀，似平而实奇，整个画面，似融有一种仙风道骨之神韵。这便是《富春山居图》。此图经明沈周、文彭、周天球、董其昌、邹之麟等题记。邹之麟在题跋中称此图“笔端变化鼓舞，右军之兰亭也，圣而神矣!”明清许多画家都从《富春山居图》中得到启示，影响深远。清乾隆时此画入内府，著录于《石渠宝笈三编》。当时社会上摹本有十余种之多。乾隆在见到此本之前，曾得摹本，认为真迹，并在上题了词。真本得到后，反被定为伪品，成为画史上一大笑柄。此图在清代初年为吴正志所得，吴传其子吴洪浴，洪浴爱之如命，临死前曾令家人将其殉之于火，幸被侄子吴真度从火中抢出，但已被烧成两段，因而被后人称之为《剩山图》。现在，此图的主要部分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余者藏于浙江博物馆。

成就及影响

南宋山水画之变，始于赵孟頫，成于黄公望，遂为百代之师。继赵孟頫之后，他彻底改变了南宋后期院画陈陈相因的积习，开创了一代风貌。中国山水画产生于晋和南朝末，至唐末五代达到一个高峰。北宋的山水画基本上继承李成、范宽等北方派画风，南宋自始至终流行李、刘、马、夏水墨刚劲派画风。元赵孟烦托古改制，主张摒弃南宋，仿效北宋，远法晋唐。但赵的绘画全面，风格也多变，其山水画早期学晋唐，多青绿设色，后期宗法董、巨、李、郭，以水墨为主。然无固定面貌。黄公望虽受赵的影响，但他专意于山水画，且更多地着意于董、巨，水墨纷披，苍率潇洒，境界高旷，皆超出赵孟頫之上。他并把董、巨一派山水画推向画坛主流地位。董、巨的山水画，本来不受人重视，北宋郭若虚《图画见闻志》“论三家山水”指的是李成、关同、范宽，评为“才高出类……百代标程”。这里没有董、巨的地位。北宋后期米芾发现了董源画的妙处，开始宣扬，但仅在南方引起部分文人的注视，以后便无反应。至元代，和赵孟頫同时的汤厚则以董源代关同，谓“李成、范宽、董源，……三家照耀古今，为百代师法”(《画鉴》)。

此时董源已为三大家之一。至黄公望《写山水诀》谓：“近代作画，多宗董源、李成二家。”董源的地位步步高升，在黄公望眼中已居首位。他更以自己的实践影响后人。至元末，董源的画派已成为中国山水画的泰斗。可以说，经过黄公望的努力，开拓了一个学董为风的时代，使这个本来不大受人重视的画派发扬光大，彻底变革了南宋院体的画风。

关于黄公望的师承，说法不一。和他同时的人多说他师荆、关、李成，也有说他师董、巨的。前者如张雨《题大痴哥山水》说他“独得荆关法”(《贞居先生诗集》卷四)；杨维桢说他“画独追关同”(《西湖竹枝词》)。后者如《图绘宝鉴》则说他“善画山水，师董源”；元末明初陶宗仪《辍耕录》则说他“画山水宗董、巨”。明代以后，则所有著作及题识中都一致说他师董源或师董、巨。尤以董其昌说得最多。其《画禅室随笔》中就多次提到“黄子久学北苑”，“从北苑起祖”。此后再也无人提到他师法荆、关、李成了。其原因是：黄公望虽学董，但也确实学过荆、关、李成。因当时董源的名气还不如荆、关、李的名气大，所以，大家都强调他学荆、关、李的一面。他自己既强调学董，，也屡屡提到荆、关、李，恐怕也有趋向时尚的意思在内。后来论者只说他学董，乃是根据他们所见到的黄公望画的实际加以陈述的，倒是更符合实际些。

在元代，黄公望的画名很高，当时著名文人的诗文集中常提到他的画。“元四家”之一倪云林《题黄子久画》说：“本朝画山林水石，高尚书之气韵闲静，赵荣禄之笔墨峻拔，黄子久之逸迈，王叔明之秀润清新，其品第固自有甲、乙之分，然皆予敛衽无间言者。”(《清闷阁集》卷九)又说：“大痴画格超凡俗，咫尺关河千里遥。”(同上，卷八)郑元佑《侨吴集》题黄公望山水云：“荆关复生亦退避，独有北苑董、营丘李，放出头地差可耳。”善住《谷响集》亦谓：“黄公东海客，能画逼荆关。”

至明代，黄公望又被列为“元四大家”之一。王世贞《艺苑卮言》谓：“赵松雪孟頫，梅道人吴镇仲圭，大痴道人黄公望子久，黄鹤山樵王蒙叔明，元四大家也。高彦敬、倪元

镇、方方壶，品之逸者也。”明代屠隆《画笺》亦谓：“若云善画，何以上拟古人，而为后世宝藏?如赵孟頫、黄子久、王叔明、吴仲圭之四大家及钱舜举、倪云林……”项述。至董其昌、陈继儒，又把“元四大家”中的赵孟頫去掉，换上倪云林，谓：“元季四大家以黄公望为冠，而王蒙、倪瓒、吴仲圭与之对垒。”黄公望遂为“元四大家”之首。

主要作品

《富春山居图》足以代表他一生绘画的最高成就。图为长卷，纵仅33厘米，横636.9厘米，山峰起伏，林峦蜿蜒，平岗连绵，江水如镜，境界开阔辽远，雄秀苍莽，简洁清润。凡数十峰，一峰一状；数百树，一树一态；变化无穷。其山或浓或淡，都以干而枯的笔勾皴，疏朗简秀，清爽潇洒，远山及洲渚以淡墨抹出，略见笔痕。水纹用浓枯墨勾写，偶加淡墨复勾。树干或两笔写出，或没骨写出，树叶或横点，或竖点，或斜点，勾写松针，或干墨，或湿墨，或枯笔。山和水全以干枯的线条写出，无大笔的墨，惟树叶有浓墨、湿墨，显得山淡树浓。远处的树有以浓墨点后再点以淡墨，皆随意而柔和。虽师出董巨，又超出董巨，把赵孟頫在《水村图》、《鹊华秋色图》、《双松平远图》中所创造的新法又推向一个高峰，自出一格。

元画的特殊面貌和中国山水画的又一次变法赖此得以完成。元画的抒情性也全见于此卷。后世的画家对此图评价极高。董其昌题识：“吾师乎，吾师乎，一丘五岳，都具是矣。”“此卷一观，如诣宝所，虚往实归，自谓一日清福，心脾俱畅。”“诚为艺林飞仙，迥出尘埃之外者也。”邹之麟题识谓：“知者论子久画，书中之右军(王羲之)也，圣矣。至若《富春山居图》，笔端变化鼓舞，又右军之《兰亭》也，圣而神矣。”

后世纪念

常熟黄公望墓

清乾隆时修该墓。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五月，其16世孙黄泰修墓建坊，筑罗城、墓道等。1982年整修，神道用黄石铺筑，从公路直通墓前，长约60米。墓以砖砌筑，直径3.5米，高约1.4米。黄石砌的罗城内立墓碑，碑高1.3米，宽0.36米，并刻有画像、传略。此碑为黄泰修墓时立。

常熟黄公望纪念馆与虞山派篆刻艺术馆

此次新建的位于虞山西麓小石洞景区的黄公望纪念馆，是继2006年王石谷纪念馆、瓶隐庐纪念馆开馆之后，常熟市又一处建成开放的名人纪念馆。纪念馆建筑面积约五百平方米，整个建筑分为前厅和后厅两部分，中间有一庭院，两侧由长廊相连。前厅进门处正中树立一介绍纪念馆概况的屏风。两侧墙壁设立斜向展板，介绍黄公望生平和历代对其的评价。后厅正壁摆放黄公望塑像，两侧墙壁展出其经典作品的复制品。

而同日对公众开放的虞山派篆刻艺术馆，是我国首家集中展示篆刻艺术一个流派的历史、风格、代表人物的专题博物馆。为纪念黄公望这位画坛巨匠，常熟市实施黄公望祠修缮工程，并依托该建筑辟设黄公望纪念馆。修缮工程遵循“不改变文物原状”的原则，最大限度地保留原有构件，尽量采用原材料、原工艺、原风格，力求使其恢复原貌。

黄公望森林公园

因元代大画家黄公望在此结庐隐居，创作著名山水国画《富春山居图》而得名。公园面积333公顷，森林覆盖率96.5%，有云豹、羚羊等国家一、二级保护动物49种。境内九垅九湾、竹茂林深，荟萃了竹种园等一批世界一流的亚热带森林景观。

6、黄钺

黄钺，字叔扬，常熟人。少好学。家有田在葛泽陂，钺父令督耕其中。钺从友人家借书，窃读不废。县举贤良，授宜章典史。建文元年，举湖广乡试。明年赐进士，授刑科给事中。三年丁父忧。方孝孺吊之，屏人问曰：「燕兵日南，苏、常、镇江，京师左辅也。君吴人，朝廷近臣，今虽去，宜有以教我。」钺曰：「三府唯镇江最要害。守非其人，是撤垣而纳盗也。指挥童俊狡不可任，奏事上前，视远而言浮，心不可测也。苏州知府姚善，忠义激烈，有国士风。然仁有余而御下宽，恐不足定乱。且国家大势，当守上游，兵至江南，御之无及也。」孝孺乃因钺附书于善。善得书，与钺相对哭，誓死国。钺至家，依父殡以居。

燕兵至江上，善受诏统兵勤王，以书招钺。钺知事不济，辞以营葬毕乃赴。既而童俊果以镇江降燕。钺闻国变，杜门不出。明年以户科左给事中召，半途自投于水。以溺死闻，故其家得不坐。

明李诩《戒庵老人漫笔·黄叔扬传》：“黄鉞字叔扬，苏郡常熟县人。少明敏好学，家无藏书， 鉞日游书肆中，见书，不问古今，即借观之，或竟日不还。”

7、蔡思诚

蔡思诚，明代人，生卒年不详，常熟县双凤乡人（当时沙家浜属双凤乡），木工，为我国古代著名建筑师蒯祥之师。永乐初，明成祖决定将都城由南京迁往北京，乃先在北京建造皇宫。时任少师的姚广孝即推荐蔡思城规划营建。于是，成祖将其召到便殿，问他有关宫殿建造的制艺，蔡侃侃而谈，对汉唐宋元以来殿宇情况和变化作了详细论述。成祖大喜，便准姚所荐。毛晋《虞乡杂记》引姚宣《寅斋闻见》对此事有详细记述。

明永乐初，成祖欲迁都北京，少师姚广孝是吴县人，推荐蔡思诚。成祖将蔡召到便殿，问他有关宫殿建造的制度。蔡侃侃而谈，对唐、宋、元以来的殿宇间架高下浅深的情况和变化作了详细说明。成祖大喜，就让他负责指挥建造内府，平时从不过问。一日，成祖经过刚造好的后殿，发现后檐偏过了二尺，就说：“后檐斜出来了！”蔡马上奏道：“此地北风劲，不久将会自直。”后来果如蔡所言，人们十分信服他。蔡思诚又造了四只木座，置于空室，不说用途，人们不知其故，便去问蔡的弟子蒯祥（吴县香山人），蒯祥也不解。蔡在临终前才对蒯祥说出用途。蒯祥后来把四木座用于一便室的四根木柱下，竟不差分毫。蔡的弟子很多，其中最有名的是蒯祥，他曾督造承天门（天安门），是一位杰出的工匠。

8、吴讷

吴讷 (1372～1457 )。字敏德，号思庵。常熟人。自幼力学，为人刚介。明永乐年间，因谙医学被举荐至京。明成祖召对称旨，命为宫廷顾问。洪熙元年，任监察御史。宣德年间，先后出按浙江、贵州；按贵州时恩威并行，边民畏服。后任南京左副都御史，曾揭发光禄丞董正盗窃官物。右通政使李畛奉命到苏松地区巡事，吴讷见其行事不谨，婉言规劝、道忌恨，被诬入狱。释放后，于英宗四年（1406年），告老返里。居室简陋，巡抚周忱拟帮助翻建，被谢绝。平时生活淡泊，常布衣食蔬。殁后，朝廷赠谥\"文格\"。著有《小学集解》、《文章辨体》《思庵集》等。

吴讷题诗示廉行

吴讷，是明代一位清正名臣。他在明洪熙元年担任监察御史，由于政绩卓著，又晋升为南院佥副都御史，所以历来人们都称他为“吴御史”。吴讷为人憨厚耿直，在任职的十余年里，给人们的印象是“心存恕宽，未尝察察人过”，但奇怪的是，那些奸赃不法之徒，却不敢仰视吴讷，一提到他就使这些人“自然消循摧泪”。吴讷为什么有这样的威力。许

多人不得其解。有人曾给他总结过八个字：“昌词义色，风采凛然”。就是说，吴讷在当时世风日趋的情况下，能正自身，严于律己，“出污泥而不染”，始终保持着节俭清廉之风。 有一次吴讷巡抚贵州后，准备东返回京时，地方为了向他讨好，派人携黄金百两追至夔府给他馈赠。他对这种行贿之举十分反感，但当时没有发作，也没有简单地拒绝。更不像与他同时代的某些赃官那样，谁给送东西都会笑纳然后再痛加揭发，严加惩处，以窃取更好的名声，又以名声索取大利。吴讷接过贿金并未启封，只在上面题诗一首让来人将诗与黄金带回。吴讷的题诗是：

萧萧行李向东还，

要过前途最险滩。

若有赃私并土物，

任他沉在碧波间。

从此，吴讷题诗拒黄金的故事便流传开来。

9、鱼侃

鱼侃 (生卒年不详 )。字希直，晚号颐庵。常熟人。明永乐进士。先后任刑部、工部主事，随都御史王竑监督漕运。因河道时有淤浅，航行不便，奏请创设\"浅滩夫\"（撩浅），随时疏浚，以保畅通，为时人称颂。任开封知府时，审理案件不受情托，人称誉为耿直刚正可比包公。母死，不取官府一物，弃官返里，生活贫苦，雨天屋漏，寒冬被褥单薄，甚或无米下锅，仍怡然自得。殁后，里人纪念他，立祀于乡贤祠。墓在报慈里。崇祯年间，

巡按路振飞为他书写墓碑，称为\"第一清官\"。

从鱼侃的悲剧说去

鱼侃字希直，江苏常熟人。明永乐年间进士，官至开封知府。据说，他在任期间，决断明允，请托不行，时人把他比作同样做过开封知府的包拯，可见鱼侃在老百姓心目中的分量。

据载，鱼侃因母丧致仕还乡时，随身只有一只竹箱，箱内除平日穿的旧衣服外，仅存俸禄八两银。到达家乡时，见城内文庙中孔子像前缺少香炉、花瓶，又捐出这仅有的八两银铸造了香炉和花瓶，只身回到家中。因为太穷，家中经常揭不开锅，老妻怨声连天，他假装听不到。后来鱼侃得病卧床不起，家中无仆佣，老妻亦无力服侍，只好在他床上的屋梁上悬挂两条绳子备用。老妻用大麦米熬好粥后，端到床前，喊一声：“清官！麦粥在此。”他就伸出双手，抓住绳子坐起喝粥，喝完，又抓住绳子慢慢躺下。鱼侃死后，连寿衣都没有，只能穿布衣入殓，葬于常熟北山报慈里。

这样一个好官，因为过于清正廉洁，仅得到了床上悬绳起卧的结局，得到了死后无寿衣入殓的下场。看到这里，不得不为清官悲哀，为大明朝悲哀。

鱼侃的悲剧有其必然性。这样一名清官因为母丧致仕回家，并且从此结束了自己的为官生涯，说难听点就是被皇帝用一个冠冕堂皇的借口赶回了家。这其中当然有皇帝不能明察的缘故，但在当时官场贪贿成风的环境之中，一个要做清官，要“举世皆醉我独醒”，便有如出头的椽子，必然会受到排斥。正邪向来势不两立，清官和贪官不可能相安无事，一旦鱼侃这样的清官被皇帝擢拔使用，对所有的贪官都是一种威胁，因此贪官们宁可冒着被剥皮萱草的风险，也要齐心协力将鱼侃这样的“危险分子”淘汰出局，并作为那些想当

清官者的“前车之鉴”。 鱼侃的悲剧还在于下情难以上达天听。其时，各种利益集团把持朝政，又缺乏必要的监督制约机制，皇帝端坐朝堂之上，被欺上瞒下的贪官们堵塞了耳目，即便是普天之下高呼鱼侃清正廉洁，皇帝也很难知晓。

鱼侃的悲剧发人深省。清官不能等到惨死之后再去表彰，功臣不能等到牺牲之后才去发掘。时代呼唤清官，事业需要清官，人民拥护清官，我们应从鱼侃的悲剧中吸取教训，决不能让清官吃亏。

10、章珪

章珪，（生卒年不祥），字孟端。明宣德中，被举为贤良方正，授广东按察司知事，擢监察御史。正统八年以疏论大臣，被罢归。有《章珪集》。

11、桑悦

桑悦，（公元1447年—1503年）字民怿，常熟人。生于明英宗正统十二年，卒于孝宗弘治十六年，年五十七岁。为人怪妄，敢为大言以欺人。中成化举人。迁柳州府通判，丁外艰归，遂不出。悦著有思元集十六卷，《四库总目》和桑子庸言，并行于世。

特立独行的诗人桑悦

有明一朝，我独佩服两个特立独行的人物，一个是李贽，本姓林，泉州人，与我既是老乡又是本家。李贽生活在嘉靖万历年间，他说自己“不信学，不信道，不信仙、释。故见道人则恶，见僧则恶，见道学先生则尤恶。”中国历史本是一部迷信权力、迷信圣贤，指鹿为马、指黑为白都得信的历史，而在450年前，李贽就宣布拒绝相信一切，保留辩析

真理和价值选择的权力，这是石破天惊，可以招来杀身之祸的。

另一位是常熟人桑悦。很多年前，在冯梦龙的《谭概》里读过桑悦的名字，觉得很搞笑，不知何许人物，这回在《明史》读到桑悦传，格外亲切，好像遇到久违多年的故人。

桑悦字民怿，记忆过人，书读完就烧掉，因为“已在吾腹中矣”。平日以天下第一自居，人问翰林文章好坏，他回答：没有人了，举天下只有我，其次祝枝山，再其次是罗王己。

成化元年（1465），桑悦考上举人，年19岁。成化5年，参加春闱考试，因为文章中“胸中有长剑，一日几回磨”之语，口气狂傲，被学士吴汝贤训斥，又在八股题《学以至圣人之道论》中写道：“尧以是传之舜……夫子传之孟柯，孟柯传之我”，以孟子嫡传自居，口气之大，是可忍孰不可忍，被主考官邱濬刷落榜下。邱濬是海南人，时为大学士，明朝通儒，明史赞他“以博综闻”，钱穆说他“不仅为琼岛之大人物，乃中国史上第一流人物也”。

明科举有乞榜的制度，从落榜人中再录取若干，不算进士，但授以官职。成化年间又实行新例，年纪大的人一旦被乞榜录取，就不许辞官。桑悦时年23岁，薄册上误写成63岁，所以必须接受任命。这样，桑悦只好前往江西泰和县做官，任训导，这是县衙的学官，一般由年迈的老儒担任。

泰和的日子很滋润，桑悦在学校园圃里造了一座小屋，房间狭窄，仅容一桌一椅，不留宾客座席，号“独坐轩”。轩前有空地数丈，杂种些松桧竹柏，还有半亩荷花池塘。训课之余，桑悦在轩里读经求史，幽会古人，有文《独坐轩记》：“予坐是轩，尘坌不入，胸次日拓，……且坐惟酬酢千古，遇圣人则为弟子之位，若亲闻训诲；遇贤人则为交游之位，

若亲接膝而语；遇乱臣贼子则为士师之位，若亲降诛罚于前。”

我是倾向于厚今薄古、权衡之下宁愿生活在现代的人，读《独坐轩记》，却颇生羡古之情，很想回到550年前的成化时代，与桑悦相识，到他的书房坐坐——可惜轩内没有宾客的座位。

泰和古称西昌，桑悦留下的诗歌里，有《西昌闲步》二首，之二如下：

双足能行胜小车，西昌城里尽吾家。

邻僧相约尝新茗，园叟频邀看好花。

文变何须论虎豹，书狂常恐化龙蛇。

晚来占断长天景，闲倚西风送落霞。

西风落霞，饮茶看花，读书写字，好一幅让人艳羡的画面。

桑悦在泰和平静的学官生涯，因为按察视学者前来视察，掀起了一场涟漪。按惯例，上级莅临视察，学官应该前往迎候，但人早已到了，桑悦还不去见他。按察派人责问他是不是病了，为什么不来叩见。其时正阴雨连绵，桑悦回话：连日下雨，房都快塌了，我得守着老婆，没时间去见你。

按察又连派两人来催促，桑悦生气地说：按察可以屈博士，不能屈桑悦，与你约三天，要来就来，不来就不来了。三天后，桑悦来了，只是长揖，并不下跪，按察愤怒至极，但桑悦把官帽脱下一扔，扭头就走，他不干了。

这件事载于《明史》，据说大学士邱濬曾交代按察，要他善待桑悦，所以这时按察反倒追下台阶，向桑悦致歉。

邱濬为文坛耆宿，慕桑悦之名，曾托人将自己写的文章送桑悦看，只不说作者是谁。桑悦明知邱濬的文章，故意说：“你们以为我不怕污秽吗？拿这么脏的文字给我看”，一点不给面子。

桑悦后来迁长沙通判，又调柳州。这时桑悦已经绝意仕途，不去上任。人问为什么不去，他说：柳宗元在柳州出名已久，我去了，名气会盖过他，我心里不安。

桑悦再不出仕，晚年在老家放浪形骸，有诗文传世。所写《感怀诗》四十首，胸襟开阔，有大家风范。

《明史》说桑悦：“居家益狂诞，乡人莫不重其文，而骇其行。所著书，颇行于世。”狂诞1

林志民

12、徐恪

徐恪，（？－1498），字公肃。明成化年间中进士，擢工科给事中。出为湖广左参议，迁河南右参政。弘治初历迁左右政使，四年拜右副都御史。

铁面都堂徐恪

徐恪，字公肃，明代常熟西徐市人，官至右副都御使，都御使又称都堂，所以家乡

人都称他为徐都堂。

徐恪出身于诗书世家。他的先祖是北宋东海郡开国侯徐铉，传至第十二代，有堂房弟兄十七人，谱名千一公至千十七公。其中千九公的后裔有昆山“一状元、两探花”的徐乾学弟兄三人，千十一公的后裔有著名地理学家徐霞客和张家港境内的鹿苑徐氏。千十四公居住在常熟渔梁乡即今凤凰、港口、乘航、塘市一带，世称“渔梁徐氏”。千十四公的次子徐珵是元朝的龙虎上将军。徐珵的五世孙徐讷、也即徐恪的父亲，颇有文采，德行高尚，每逢荒年歉收，他还赈济灾民，颇受乡里人称道。

徐恪是徐讷的第八个儿子，生于明宣宗宣德六年（1431），自幼聪明伶俐，年纪稍长便博览群籍，志存高远。成化二年（1466），徐恪考中进士后，担任工科给事中（相当于监察）。他刚直不阿，清正廉洁。由于工部是掌管工程、水利、交通、屯田等事务的部门，某太监想从工部事务中捞取好处，被徐恪与部分同僚联名上奏而阻止。太监大怒，便企图罗织罪名，鼓动皇帝将徐恪等人调离，因实在找不到徐恪的短处把柄才罢休。不久，徐恪外调，先出任湖广左参议，后又担任河南右参政。当时，陕西一带发生饥荒，朝廷命令河南就地征集数万石粮食运送到陕西赈灾。徐恪认为，从河南运送大批粮食到陕西，路途遥远，耗费时日。于是上奏朝廷，决定将粮食折合成钱币，然后快马加鞭将这些钱送到陕西，让灾民购买物资，这样一来，不仅及时救援了饥荒，又极大地方便了河南的地方，受到了朝廷上下的称赞。

明孝宗弘治初年（1488～1505），徐恪先后担任河南左、右布政使（一省的最高行政长官）。在任期间，他所管辖地域内的徽王府违反朝廷制度，多设置官吏职位以求多领取朝廷俸禄。徐恪便将那些冗余的职位连同官吏统统革除。徽王府写奏章上告徐恪欺侮王权，但是孝宗发现徐恪所作所为都符合朝规，于是专门写信给徽王府，给予告诫。徐恪不畏权贵、纠察分明的作风，由此在朝野传为美谈。

弘治四年（1491），徐恪任右副都御使，巡抚河南。他根据当地赋税不合理的实际情况，上奏朝廷，要求减轻老百姓的负担，同时要求实行改革，淘汰多余的，制定详细的赋税等，他的建议大多都得到了施行。

徐恪刚正不阿，为官清廉，每到一处，就采取一系列措施，抑制强权，但也因此得罪了许多王室成员。他巡抚河南的时候，就因为采取的措施触犯了王室成员的利益，遭人诬告，而因此受到朝廷的责备，被调离到湖广担任巡抚。他离任时，地方士绅和百姓纷纷罢市，含泪相送，一直送到数十里之外还不愿回去。他的一位部属知道徐恪两袖清风，毫无积蓄，于是赠送他银子，却被徐恪正色拒绝，还自咎说：“我竟然如此不被人信任！”

担任湖广巡抚后，徐恪发现岐王向老百姓贩卖私盐，他迎难而上，加以阻止。一年后，徐恪被明升暗降为南京工部右侍郎。

弘治十一年（1498），经过考核，徐恪进京拟担任新的官职。然而因身体患病，于是辞官回到位于河阳山南、今凤凰镇八房巷的老家。徐恪病逝后，常熟县令杨子器仰慕徐恪的高风亮节，在徐恪家乡让塘之滨建造了一座亭子，亲笔书写亭额“廉让”二字，以纪念徐恪这位清正廉洁的一代循吏。

13、蒋钦

蒋钦，字子修，常熟人。弘治九年进士，授卫辉推官，官至南京御史，数有论奏。

正德时，宦官刘瑾用事，御史蒋钦拼死上书皇帝，被杖刑罢官为民。挨廷杖的打是有生命危险的。按照祖宗传下来的规矩，廷杖时可以穿棉裹毡，刘瑾改了规矩，廷杖要扒下裤子打。据说刘瑾训练打手很有一套，做个皮人，里边塞入砖头。练狠的，就要平平常常

地打下去，打完后看那皮子依然完好，里边的砖头却要粉碎。练轻的，就在皮人外边裹上一层纸，重重地打下去，打完后连纸都不许破。行刑时，只要监刑太监的脚站成外八字，就轻打。如果站成内八字，就往死里打。当然，这些都是难以得到确证的传说，不过，设身处地替蒋钦等人想一想，谁有胆量去试试真假？ 蒋钦第二次跳出来后，又被打了三十廷杖，打完后关入监狱。第二天，蒋钦又在狱中动笔写上疏，大意如下： 昨天臣因为上疏受杖，血肉淋漓，伏在狱中的枕头上，终于还是难以沉默不语。请陛下将臣与刘瑾比较一下，是臣忠呢，还是刘瑾忠呢？忠不忠，天下人都看得明白，陛下也很清楚，为什么如此仇恨臣，而信任那个逆贼呢？臣的骨肉都打烂了，涕泗交流，七十二岁的老父亲也顾不上赡养了。但我死了并不足惜，陛下随时可能遭到亡国丧家之祸，那才是最大的可惜！希望陛下杀掉刘瑾，悬首于午门，使天下都知道臣蒋钦直言敢谏，知道陛下英明诛贼。如果陛下不杀此贼，就请先杀了臣，使臣能够与龙逢、比干同游于地下。臣不愿与此贼同时生活在这个世界上！

据《明史》和《明通鉴》共同记载，蒋钦在狱中起草上疏时，灯下微闻鬼声。蒋钦猜测这是祖先之灵在警告自己，怕他上疏之后遭遇奇祸，于是整顿衣冠道：如果是我的先人，何不大声告诉我。果然，墙壁中传出更加凄怆的声音。蒋钦叹道：我已经献身国家了，按照忠义的要求不得再顾私利。如果从此沉默不语，对不起国家，那才是对先人的羞辱，是更大的不孝！说完继续奋笔上疏，说，死就死，这份稿子不可更改！于是鬼声停息。

上疏递了进去，又换来三十廷杖。三天后蒋钦死于狱中，终年四十九岁。

——节选自吴思《血酬定律》

14、陈察

陈察，（生卒年不祥），字元习。祖籍弋阳，宋时其祖迁常。明弘治十五年中进士，授南昌推官；正德初擢南京御史。累官至浙江左布政使、南光禄卿、左佥都御史。年83岁卒。

15、钱顺德

钱顺德（1488—1553），字道允，别号春池，嘉靖四十四年乙丑科进士，做官二十余年，官至浙江按察副使，其兄钱顺时病危弥留之际，抱幼儿钱世扬托付于他。钱顺德是钱谦益的叔祖父，对钱谦益疼爱有加。

牧斋说：“钱氏之先，始于铿。其后吴越武肃王始有土地，家世蕃衍。有宋之季，有通州太守讳迈者，其子曰千一公，讳元孙，渡江家常熟之奚浦，遂世居常熟。”

武肃王的事，有点远，就不说了，反正苏杭一带的钱氏，一般都认为是他的后人。

在宋代的时候，通州太守钱迈，有儿子钱元孙，也称千一公，从通州渡长江到常熟奚浦，就在那里定居下来。说明一下，史上有两个通州，一个在北京东边，一个就在常熟的长江对岸，这两地过去都叫通州，现在都叫通州市，分析牧斋说的通州应为常熟长江对岸的通州市，原来的南通。

奚浦，现在的地图上没有了，不过，在明朝的史书上有：“常熟府，......西北有奚浦”，我们看看地图，常熟的西北原有沙洲，现是张家港市。张家港市的东边不远，有一个地方叫鹿苑，大家知道，据“国器君为鹿园支钱氏始祖”言，这“鹿园”应就是现在的“鹿苑”。鹿苑在通州市船渡长江到常熟的必由之路上，千一公渡长江到常熟地界，可能就在现在的鹿苑安置下来，较合理。因此，古时的奚浦估计是现在的鹿苑。这个猜测对不对，请熟悉

地方志的朋友去探讨。

但是，牧斋也说“《奚川八景图》，石田翁为七世祖理平公及其兄理容公作也。二公家世耕读，隐于奚川，”钱理容和钱理平是牧斋的七世祖，就是从两公开始往下数七代就是钱牧斋。

在《关于钱遵王与钱氏家难之瓜葛》一文中说：

“从钱牧斋自述家谱与钱曾年谱来看，俩家的确出于一个祖宗，即钱昌宗，夫人周氏，生二子，长子曰镛，字国器......。国器君为鹿园支钱氏始祖。......

仲子玺，又名琛，字时用，元配邵氏，生一子；继配顾氏，生三子，名虎、友仁、友义。时用君为奚浦支钱氏始祖。其族后人为常熟闻人的有钱顺时、顺德兄弟以及牧斋本人。”

先说明一下：

1，“时用君为奚浦支钱氏始祖”,“奚浦支”应为“奚川支”。奚浦和奚川是两个地方，奚川在那里，可能是支塘镇。

2，“鹿园支”实是继承了祖业。留在了奚浦地方。

3，“继配顾氏，生三子，名虎、友仁、友义。”可能有误，在《列朝诗集》中有汤胤绩（yinji)的诗《义妇行（有引）》，此诗就是专为钱时用继配夫人顾氏的事迹写的，中有说顾氏“苍苍主者岂无谓，两男一女连绵生。”句。诗中是说顾氏生子三个，但第一个幼年时在兵乱中不幸夭折了，因此后来只有两男一女，然时用原配邵氏存有一子，因此虎、友仁、友义中, 一子邵夫人生，两子是顾夫人生。

这里，明说理容和理平兄弟俩已住在奚川了，那么他们什么时候迁到奚川的呢？

在《牧斋初学集》卷八十五（跋汤公让《东谷遗稿》）中有，“吾七世祖竹深府君，节侠有文。......今《东谷遗稿》所载《永福庵记》《奚浦观音堂碑》，为府君祖父作也。”竹深就是理平，他祖父就是时用，他写了《奚浦观音堂碑》，说明那时他还在奚浦。但在《义妇行（有引）》中写道：

“顾家一女肤如玉，炯炯灵台抱贞淑。

择配奚川武肃孙，井臼亲操谢膏沐。”

说明理平的祖父时用继娶顾氏时已在奚川了。前文表明时用在奚浦，后诗表明时用在奚川，证明时用就是在此间搬到了奚川，时用为奚川支钱氏始祖，这话没错。

《义妇行（有引）》一诗的背景是“时用室遭张氏乱”，时用继配顾氏带着时用前妻小孩和自己小孩逃难的事。在元朝至正十五年，即公元1355年，张士诚遣弟张士德由通州渡江入常熟。“遭张氏乱”可能就是指这一次，“归来室宇尚依然”，说明之前他们已在奚川住，而不是这次逃难逃到奚川去的。最有可能是时用取邵氏或继取顾氏时移居到奚川去的。推算在1340年到1350年间。

张氏之乱之后，时用和夫人“矻然妇织与夫耕，眼看家道日康宁。”两人辛勤持家，家景慢慢好起来，“鹤发披肩全寿祉”，顾氏最后也长寿幸福。“珍珠帘卷画堂深”，到孙子理容和理平时，已是富甲一方的人家，闻名乡里了。

到20世“泰”的时候，做了个小官“承事郎”，估计就是在这时，在常熟城里置了

房产。搬城里去了。之后，有钱顺时、钱顺德兄弟以及牧斋本人闻名乡史。

16、王鈇

王鈇（1516～1555），字德威。浙江省东阳市画水镇人。明嘉靖二十九年（1550）进士。三十一年任常熟知县时，倭寇猖獗，除浮费、轻徭赋，亟以防守为务。每日校阅士伍，又选良家子弟数百，立耆长，编成“耆民兵”，亲挽强弓教练，熔寺庙大钟制兵器，率士卒筑城。寇劫福山镇，率“耆民兵”迎敌于尚野。次年，倭寇又犯，城中有内应。捕杀城中奸细，陈尸城上示众，倭因失去内应而退。次日，倭寇犯三丈浦，与兵备任环追剿，斩首5千，生擒7人，焚寇船27艘，倭寇溺毙无数。时吴、越一带剿倭，以常熟为第一。三十四（1555年）年五月二十四，倭冠载重宝过常熟城南，率“耆民兵”乘船追击，不幸中伏，陷于芦苇泥沼之中，腹部受创，壮烈牺牲。诏赠太仆少卿，荫子锦衣卫世袭百户，遣官谕祭，邑人请留葬于西门外虞山麓（古墓现存），立祠死所，岁时奉祀。《明史》卷二九〇有传。当地居民挽留其弟和长子落籍常熟。明万历六年（1578），浙江抚臣徐君（常熟人）奏建忠勋祠于东阳西门内，朝廷发帑，每年二月戊日致祭。

海天一柱 王鈇

王鈇 (1514～1555)，字德威，号苍野，画水画溪村人，明嘉靖庚戌(1550年)进士，历官常熟知县，后因战死沙场，敕赠太仆寺少卿。《明史》有传。

王鈇生活的时代，正是国势衰微、边备废驰的明朝中后期，以日本浪人、没落武士、走私商人为主体构成的倭寇，勾结中国内地的不法商人，不断侵扰中国的东南沿海地区，烧杀抢掠，无所不为，给中国百姓带来沉重的灾难和痛苦，严重威胁着中国社会的安定。

时势造英雄。满怀安邦定国大志的王鈇，从小就不屑于做一个辨章断句的迂腐小儒，而是渴望成为一个能够驰骋疆场的铮铮之才。年少时期，王鈇与普通人一样，深研四书五经，为谋取科举功名做准备。同时，他还学习军事技能，“兼畅武备”，并充分利用自己生活在京城的有利条件，交游四方豪杰志士，为以后经世济时大展宏图奠定良好的社会、军事基础。

1552年，由科举入仕的王鈇，来到了屡受倭寇侵袭的江苏常熟，担当起地方抗倭的重职。在访民疾苦、了解地方民情后，为了有效对付倭寇的骚扰，王鈇采取了一系列切实可行的措施：赦免一些作奸犯科的地方豪强，让他们充当民间抗倭组织的首领之职，并告诫他们并不是罪不当刑，而是希望他们能在抗击倭寇的斗争中有所表现，以功赎罪，争取、发动更多的抗倭力量；组织地方抗倭力量耆民兵，挑选部分英勇善战之人担任耆长，日夜训练，自己亲自教授三门四种、相时分合等兵法；购买倭寇弩刀，仿制生产，熔化寺庙里的金属器，打造兵器军械，增加耆民兵的作战能力。在1553年倭寇攻打常熟的战斗中，用自制的奇弩射杀倭寇，击退倭寇的进攻；积极筹措资金，用三个月的时间，构筑常熟城墙，加强地方抗倭的有力屏障，并在城墙没有完全构筑成的情况下，亲自戴着笠帽，穿着蓑衣，操戈骑马，率领地方军民打退倭寇的进犯；在1554年的福山战役中，先击退倭寇，后亲自带兵追击，取得了斩首倭寇五千多人、擒获俘虏七人、溺死倭寇无数的战斗胜利，使得常熟成为当时遭遇倭寇骚扰、破坏程度最少的地区之一，王鈇也被誉为“海天一柱”，成为地方抗倭的代表性人物。

1555年，已经任职期满的王鈇，因为其抗倭的杰出业绩，被继续留任地方。5月，倭寇在进攻苏州、掠夺了大量金银财富后，试图从常熟附近的尚湖一带入海，回到其老巢。得知这一情报后，王鈇勃然大怒，拔剑而起，称倭寇“乃敢犯吾地耶，吾不能坐令扬扬去”，急忙召集耆长等人，商量抗倭事宜。尽管当时谍报人员告诉王鈇，这股倭寇的势焰十分嚣张，应该适当回避一下其锋芒，但杀贼心切的王 “发指怒叱曰，‘蠢夷不轨，可无一矢加

遗哉，”王 认为倭寇不擅长水战，自己可以发挥水战的优势，乘倭寇疲惫之机，一举歼灭之。当时在家乡休养、擅长射箭的江西参政钱泮，也十分赞同王 追击倭寇的主张，所以王鈇与钱泮两人作为先锋，先乘坐十几只小船，率军追击倭寇。

人算不如天算。倭寇得知王鈇追击的消息后，弃船登陆，设埋伏于尚塘。王鈇等人追及时，不得不与倭寇展开陆战。因为双脚深陷芦苇荡的淤泥中，王鈇被倭寇击中身上的要害之处，壮烈牺牲。临死前，王鈇还念念不忘抗倭大事，嘱咐部下，将自己使用的武器沉到湖底，不要让它成为资助倭寇的侵略工具。其忠贞爱国之心，溢于言表。

点评：在倭寇没有危及常熟的情况下，王鈇能够激于民族大义，主动请缨抗倭，依靠民众的力量，屡创敌寇，战果辉煌，最后血洒沙场，浩气贯天，真不愧是顶于立地的伟丈夫。

17、瞿景淳

瞿景淳 (1507～1569 )。字师道，号昆湖。常熟五渠人。幼聪慧，8岁能文。明嘉站时会试第一会兀），殿试第二（榜眼），授编修。为人清廉刚直。曾奉敕往凤阳封郑王世子朱载育，拒受重礼。倭寇犯江南，他从江南赴京见大学士严嵩，揭发总督胡宗宪坐拥重兵，御倭不力，民不安枕。后历官至吏部右侍郎。隆庆元年（156年）召为礼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学士，总校《永乐大典》，修《嘉靖实录》。卒后，赠礼部尚书，溢文懿。

明史节选

瞿景淳，字师道，常熟人。八岁能属文。久困诸生间，教授里中自给。嘉靖二十三年，举会试第一，殿试第二，授编修。郑王厚烷以言事废，徙凤阳。景淳奉敕封其子载堉为世

子，摄国事。世子内惧，赆重币，景淳却之。时恭顺侯吴继爵为正使，已受币，惭景淳，亦谢不纳。既而语景淳曰：“上遣使密诇状，微公，吾几中法。”满九载，迁侍读，请急归。江南久苦倭，总督胡宗宪师未捷。景淳还京，谒大学士严嵩。嵩语之曰：“倭旦夕且平。胡总督才足办，南中人短之，何也？”景淳正色曰：“相公遥度之耳。景淳自南来，目睹倭患。胡君坐拥十万师，南中人不得一安枕卧。相公不欲闻，谁为言者？”嵩愕然谢之。历侍读学士，掌院事。改太常卿，领南京祭酒事，就迁吏部右侍郎。隆庆元年，召为礼部左侍郎。用总校《永乐大典》劳，兼翰林院学士，支二品俸，侍经筵，修《嘉

靖实录》。疾作，累疏乞骸骨归。逾年卒。赠礼部尚书，谥文懿。为编修时，典制诰。锦衣陆炳先后四妻，欲封最后者，属景淳撰词，不可。严嵩为请，亦不应。橐金以投，卒笑谢之。

子汝稷、汝说。汝稷字元立。好学，工属文，以阴补官。三迁刑部主事。扶沟知县抶宗人，神宗令予重比。汝稷曰：“是微服至邑庭，官自抶扶沟民耳。”谳上，竟得释。历黄州知府，徙邵武，再守辰州。永顺土司彭元锦助其弟保靖土司象坤，与酉阳冉跃龙相仇杀。汝稷驰檄元锦解兵去，三土司皆安。寻迁长芦盐运使，以太仆少卿致仕。寻卒。汝说字星卿。五岁而孤。构文成，辄跪荐父木主前。万历中举进士，官至湖广提学佥事。亦以刚正闻。子式耜，别有传。

18、严讷（1511－1584）

严讷，字敏卿，号养斋。明嘉靖二十年（1541）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善文章、书法，工花鸟画。时三吴地区遭倭患，又遭灾荒，百姓流离失所，而地方官仍加紧征粮款。严讷上书陈情，极言百姓困苦，得以免征。累迁至吏部尚书主，任人唯贤，破格提拔人才，吏治一新。后出任武英殿大学士，入参机务。患病乞归，孝养父母终天年。卒后，赠太子太

保。存《严文靖公集》。

《明史》摘录

严讷，字敏卿，常熟人。举乡试，以主司试录触忌，一榜皆不得会试。嘉靖二十年成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迁侍读。三吴数中倭患，岁复大祲，民死徙几半，有司征敛益急。讷疏陈民困，请蠲贷。帝得疏感动，报如其请。寻与李春芳入直西苑。撰青词，超授翰林学士。历太常少卿，礼部左、右侍郎，改吏部，皆兼学士，仍直西苑。所撰青词皆称旨。礼部尚书郭朴迁吏部，遂以讷代之。朴遭父丧，复代为吏部尚书。严嵩当国，吏道污杂。嵩败，朴典铨犹未能尽变。讷雅意自饬，徐阶亦推心任之。讷乃与朝士约，有事白于朝房，毋谒私邸。慎择曹郎，务抑奔竞，振淹滞。又以资格太拘，人才不能尽，仿先朝三途并用法，州县吏政绩异者破格超擢，铨政一新。寻录供奉劳，加太子太保。

四十四年，袁炜罢，命兼武英殿大学士入参机务。以代者郭朴未至，仍掌铨政。帝斋居西苑，侍臣直庐皆在苑中。讷晨出理部事，暮宿直庐，供奉青词，小心谨畏，至成疾久不愈。其年冬十一月，遂乞归。逾年，世宗崩，遂不复出。

讷既归里，父母皆在。晨夕洁餐孝养，人以为荣。讷尝语人曰：「铨臣与辅臣必同心乃有济。吾掌铨二年，迁华亭当国，事无阻。且所任选郎贤，举无失人。」华亭谓徐阶，选郎则陆光祖也。家居二十年卒，年七十有四。赠少保，谥文靖。

严讷（1511-1584）字敏卿，号养斋，常熟唐市坞坵山人。祖籍吴县，曾严祖昌从吴县迁徙到常熟唐市。

严讷天资聪颖。幼时读书于莘泾姑丈东溪家，常浴于河，衣挂树间。东溪见之甚怒，

出偶句云：“高树为衣架”，对严讷说：“尔若能对则免责。”严讷随口即对曰：“长河当浴盆。”东溪听后颇为满意，并知其抱负不凡，也就不加责备。严讷年稍长，寄居郎城法华庵攻读，孜孜不倦。他曾写古乐诗《朗城秋夜读书》：“夜深人静悄，正一轮明月天心高照，漏声不到乡村里，风走花阴大叫。鸭炉香袅，托绿绮一番新调，弦指外流水高山，鹤梦树头惊觉。曲终顿起闲愁，怪白屋青灯，故淹年少。仰天长啸，那须个金马玉堂，难到文林虎豹，毕竟是养成牙爪，早难道，万卷诗书，让探讨。”此诗写出了他当时夜读情景和心情，流传后世，颇被文人学士奉为佳话。清代许朝《朗城庵》写道：“小市西斜水一湾，秋花秋月两婵娟，前朝此是栖鸾处，留得诗歌万口传。”这里的“前朝此是栖鸾处”即指严讷夜读于朗城法华庵，“留得诗歌万口传”即指严讷的《朗城秋夜读书》。

严讷的苦读结果，以优异的成绩通过了县、府和院试。嘉靖二十年（1541年）考取辛丑科二甲第八名进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翰林院庶吉士结束后，例授翰林院编修，又迁翰林院侍读。由于严讷饱读诗书，诗文功底扎实，“青词”写得非常好，嘉靖皇帝十分赏识，不断被擢升。曾先后任礼部侍郎、吏部侍郎、礼部尚书。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三月，严讷由礼部尚书转任吏部尚书。由于明世宗嘉靖皇帝朱厚熜，是个昏庸之君，一心迷信神仙，爱好长生不老之术，在宫内设斋醮，豢养一批专事骗人钱财的道士，经常设坛打醮求仙，妄图成为永葆青春的皇帝，因此他在位四十五年中竟有二十多年不理朝政，严嵩父子长期弄权，操纵国事，吞没军饷，战备废驰，政治。北方鞑靼贵族经常南下攻略，东南倭寇不断侵扰，因此时局更加严重，社会动荡不安。鉴于此，严讷上任后便向首辅徐阶提出清除严嵩专权造成的种种弊端，改革朝政，严肃官场歪风邪气，得到徐阶的支持。严讷与朝士共同“约法三章”：有事直接在朝廷上讲，不得谒见私邸，以杜绝任用官吏中的拉帮结派、走后门、任人唯亲。他认真从自己做起，带头模范执行，起了很好的表率作用。

在选拔人才、提拔问题上，他坚持任人唯贤，重视品德和才能，并倾听他人意见。

例如将一般普通小官的陆光祖，提拔为左侍郎，负责考核、选拔人才工作，成绩斐然。又如将举人出身的海瑞，从南平教谕提拔为户部主事等等。就是这位海瑞，在嘉靖四十五年，上疏嘉靖皇帝，指责皇帝久不视朝、迷信道教、专事斋醮、搜刮民财、修建宫室、杀害忠良……嘉靖皇帝阅毕大怒，将海瑞下狱论死。此时，严讷虽已离开朝廷，但他敬佩海瑞的忠君、耿直、胆识、刚烈、敢讲真话。得知海瑞下狱论死消息，立即与首辅徐阶联系，积极营救。正巧嘉靖皇帝因服丹中毒死去，子载垕即位，是为明穆宗。用徐阶所草遗诏，释建言将罪诸臣，将道士付司罪，海瑞因此出狱，免于一死。

严讷在朝为官期间，时三吴地区屡受倭患，又遇灾荒，百姓流离死亡几半，而地方官吏仍加紧征粮征款。严讷一再上疏陈情，为民请命，极言百姓困苦，“帝得疏感动，报如其请”，使三吴地区百姓得以免征。百姓对严讷尊敬而感激，呼为他“严老佛”。

19、赵用贤 （1535－1596）

赵用贤，字汝师，号定宇。明隆庆五年（1571）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万历初，授检讨。因上疏指责权臣张居正夺情，被庭杖除名。后复官，历任右赞善、经筵讲官、南京祭酒、南京礼部右侍郎等职。卒后赠太子太保、礼部尚书。生平藏书丰富，且多秘本、善本，编者有《赵定宇书目》、《松石斋集》、《三吴文献志》、《国朝典章因革录》等。

《明史》摘录

赵用贤，字汝师，常熟人。父承谦，广东参议。用贤举隆庆五年进士，选庶吉士。万历初，授检讨。张居正父丧夺情，用贤抗疏曰：「臣窃怪居正能以君臣之义效忠于数年，不能以父子之情少尽于一日。臣又窃怪居正之勋望积以数年，而陛下忽败之一旦。莫若如先朝杨溥、李贤故事，听其暂还守制，刻期赴阙，庶父子音容乖暌阻绝于十有九年者，得区

区稍伸其痛于临穴凭棺之一恸也。国家设台谏以司法纪、任纠绳，乃今哓哓为辅臣请留，背公议而徇私情，蔑至性而创异论。臣愚窃惧士气之日靡，国是之日淆也。」疏入，与中行同杖除名。用贤体素肥，肉溃落如掌，其妻腊而藏之。用贤有女许御史吴之彦子镇。之彦惧及，深结居正，得巡抚福建。过里门，不为用贤礼，且坐镇于其弟下，曰：「婢子也」，以激用贤。用贤怒，已察知其受居正党王篆指，遂反币告绝。之彦大喜。

居正死之明年，用贤复故官，进右赞善。江东之、李植辈争向之，物望皆属焉。而用贤性刚，负气傲物，数訾议大臣得失，申时行、许国等忌之。会植、东之攻时行，国遂力诋植、东之，而阴斥用贤、中行，谓：「昔之专恣在权贵，今乃在下僚；昔颠倒是非在小人，今乃在君子。意气感激，偶成一二事，遂自负不世之节，号召浮薄喜事之人，党同伐异，罔上行私，其风不可长。」于是用贤抗辨求去，极言朋党之说，小人以之去君子、空人国，词甚激愤。帝不听其去。党论之兴，遂自此始。

寻充经筵讲官。再迁右庶子，改南京祭酒。荐举人王之士、邓元锡、刘元卿，清修积学。又请建储，宥言官李沂罪。居三年，擢南京礼部右侍郎。以吏部郎中星荐，改北部。寻以本官兼教习庶吉士。

二十一年，王锡爵复入内阁。初，用贤徙南，中行、思孝、植、东之已前贬，或罢去，故执政安之。及是，用贤复以争三王并封语侵锡爵，为所衔。会改吏部左侍郎，与文选郎顾宪成辨论人才，群情益附，锡爵不便也。用贤故所绝婚吴之彦者，锡爵里人，时以佥事论罢，使其子镇讦用贤论财逐婿，蔑法弃伦。用贤疏辨，乞休。诏礼官平议。尚书罗万化以之彦其门生，引嫌力辞。锡爵乃上议曰：「用贤轻绝，之彦缓发，均失也。今赵女已嫁，难问初盟；吴男未婚，无容反坐。欲折其衷，宜听用贤引疾，而曲贷之彦。」诏从之。用贤遂免归。户部郎中杨应宿、郑材复力诋用贤，请据律行法。都御史李世达、侍郎李祯疏直用贤，斥两人谗谄，遂为所攻。高攀龙、吴弘济、谭一召、孙继有、安希范辈皆坐论救褫

职。自是朋党论益炽。中行、用贤、植、东之创于前，元标、南星、宪成、攀龙继之。言事者益裁量执政，执政日与枝拄，水火薄射，讫于明亡云。

用贤长身耸肩，议论风发，有经济大略。苏、松、嘉、湖诸府，财赋敌天下半，民生坐困。用贤官庶子时，与进士袁黄商榷数十昼夜，条十四事上之。时行、锡爵以为吴人不当言吴事，调旨切责，寝不行。家居四年卒。天启初，赠太子少保、礼部尚书，谥文毅。